答：这个问题提得很好。在朱元璋的口里，他曾把李善长说成是自己的萧何，把刘伯温说成是自己的张良。由此足可见李、刘两人的分量，以及他们在大明开国中的功劳和作用。但是，凭心而论，以真才实学论，李善长是无法与刘伯温相比的。刘伯温少年有神童之誉，聪颖过人，如果不是元朝政府有二十五岁前不能参加乡试的规定，他应该早就是进士了。饶是这样，刘伯温通过作弊，虚报了岁数，还是在二十二岁就考取了举人，二十三岁就考中了进士。李善长，仅仅是一个生活在乡村毫无功名的小知识分子而已。刘伯温流传于后世的著作都很有名，包括《郁离子》、《覆瓿集》、《写情集》、《犁眉公集》、《春秋明经》以及两部兵书：《百战奇略》、《时务十八策》。李善长仅粗通文墨，著作一栏为空白。在谋略方面，龙凤六年(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在约张士诚夹击应天的同时，自己率先统大军以雷霆万钧之势东下。在诸将束手、谋士无策的情况下。当时不是谋士，只是军中祭酒的刘伯温挺身而出，力劝朱元璋“伏兵邀取之”，并献上康茂才诈降诱敌的妙计。朱元璋连连称妙。李善长一头雾水，想不通刘伯温的意思，悄悄问朱元璋：“现在我们都以陈友谅贼子的到来为忧，为什么还要派康茂才去引诱他来呢？”朱元璋直为李善长的智商“捉急”，耐心向其解释：“如果陈、张两贼合兵对我们展开夹击，我们哪里抵挡得了？现在只能尽力诱陈贼先来，先将之击败，张贼自然就胆落不敢来了。”李善长恍然大悟，象刚才朱元璋一样，连连称妙。不难看出，在战略谋划上，刘伯温可以远甩李善长几条大街。还有，刘伯温不但文学、政治、谋略各方面了得，他所掌握的天文气象学还是一流的。举个例。吴元年(1367年) 十一月十二日，在文武百官的不断劝进下，朱元璋答应登基就位、建立大明王朝。他让精通象纬之学、身兼太史令、正主持历法制定工作的刘伯温挑选一个黄道吉日。刘伯温观风望气、夜测星象，很快断定：来年的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是登大宝的上上吉日。朱元璋于是在祭告上帝皇祇时说：“是用明年正月初四，于钟山之阳，设坛备仪，昭告帝祗，惟简在帝心。如臣可为生民主，告祭之日，帝祗来临，天朗气清；如臣不可，至日当烈风异景，使臣知之。”《(明太祖实录》卷二八下)朱元璋这段告词的意思是：如果明年正月初四“天朗气清”，就代表天帝赞成登基；如果当天“烈风异景”，就代表天帝反对登基，那么，就不要登基。可以说，如果刘伯温的气象学有偏差，当天是个坏天气，后果将极其严重。而最让人心惊肉跳的是，从该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起，连天雨雪，天地被肆虐了个透，要初四出现晴天，简直是妄想。但刘伯温表现得非常有信心。果然，雨雪只狂欢了三天，到了正月初一，便突然停止了。到初四日，原野的雪也融化了，地面干干爽爽的，是个好得不能再好的大晴天。现在，史学家还弄不清楚刘伯温是根据什么来预测到来年正月初四是个大晴天的，只能归结于一个词：神人！说了这么多，回到本题题面：李善长既然如此不济，刘伯温却又如此高明，为什么李善长封了公爵，刘伯温却封伯爵呢？主要有三个地方，刘伯温是无法和李善长相比的。一、从一开始起，到胡惟庸案发前，朱元璋一直有着浓厚的乡土、宗族观念，他认为那些同自己有着乡里、宗族关系的淮西将臣，才是最可靠的心腹骨干。李善长是朱元璋不折不扣的同乡，而刘伯温却是浙东人士。二、李善长从龙时间很早，是朱元璋手下骨灰级的追随者。而刘伯温正式加入朱元璋集团的时间是1360年，即与陈友谅展开龙湾大战的前夕。三、李善长对朱元璋“从一而终”，他跟随朱元璋下滁州、和州，进克太平、应天，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在滁州，郭子兴一度想将李善长调入元帅府做自己的助手。当时的朱元璋无可奈何，仰天长叹：“主师之命，弗可违也!”但李善长很有气节，坚决地拒绝郭子兴的调度，坚定地跟着朱元璋，表现出了无比的忠心。刘伯温呢，一开始是元朝的官员，他还专门为元朝太师脱脱写过颂歌，并且协助江浙行省枢密院判官石抹宜孙镇守处州，对抗和剿杀过红巾军（朱元璋军属于红巾军派系），在得不到元朝重视的情况下，愤然辞官。朱元璋从宋濂口中知道了刘伯温其人，派人去请。当时的朱元璋尚未现出王者之象，刘伯温见了朱元璋后，三推四辞，彼此话不投机，没能走到一块。不久，朱元璋在各路势力中胜出，兵精将强，极有前途，刘伯温才开始思念朱元璋。而朱元璋也在这时派处州总制官孙炎再请刘伯温，刘伯温这才匆匆前来投奔。毫无疑问，刘伯温的忠诚度是要打折扣的。基于上述三点，刘伯温在论功行赏时比不上李善长，就理所当然了。再补一句，李善长功劳不但远大刘伯温，而且位列文臣之首，是因为他的工作性质——开国过程中，朱元璋在前方打仗，李善长在后方支持后勤，各方面打理得井井有条，使朱元璋无后顾之忧，这功劳也的确巨大。对比之下，刘伯温的功劳始于龙江之捷，而在徐达克苏州、擒张士诚后，他的奇谋异略已失去用武之地，功劳就到此为止了。 回复 期待您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