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良心 tiāndì-liángxīn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表白自己的用语。意为:天知地知,自己也问得过良心,确实没有说假话、做坏事。 事例 我对得起~,没有干任何亏心事。 而现在的天地良心的解释是: 对于任何一位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中国人来说,想必都能掂量得出“天地良心”这一词语的分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凭着朴素的信仰和善良的心灵,代代相传着关于“良心”与“良知”的道德信念。他们不断告诫自己和子孙后代:做人要讲“良心”,千万不要做“伤天害理”的坏事。但今天的不少中国人常常忽略的是:“天地良心”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天地”所代表的“天理”的存在,才给“良心”提供了坚实厚重的法理基础。笔者认为,“天地良心”作为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精华所在,理应被我们很好地传承与发扬。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这一古老的道德理念加以创造性转化,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理论资源。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良心”这一概念的人是孟子。汉语里的“良心”一词,来自于《孟子·尽心上》第八章:“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由斧斤之于木,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在这里,孟子以牛山之木劝诫人们不要放弃了良心。孟子认为良心是人所共有的原本之心,是“天命下注于人”而形成的合乎天地之道的本性。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心,这些都是人的良知良能,而它们也构成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之端。可见在孟子等儒家哲人那里,“良心”与“天地”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建立在他们所信奉的“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之上的。 毋庸置疑,“天人合一”思想曾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巩固政权的思想舆论工具。中国历史上,不仅历代封建帝王都冒充“天子”来“奉天承运”,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连一些草莽野夫、“胆大妄为”之徒,也知道如何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揭竿而起,或者占山为王,割地为侯;或者拼得性命与“真龙天子”决一死战,事情不济也能过一把“一代枭雄”的瘾;“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个受到现代人质疑乃至诟病的因素,是它在与集权统治的复杂纠葛中,使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带上了过多的道德说教色彩,也使传统礼教更显其虚伪腐朽。宋明理学更将所谓“天理”畸形地推到了“人欲”的对立面,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这自然也一度给“天地(理)良心”蒙上了尘垢。但即使如此,尚未到把“天理”全盘否定掉的程度。 近代以来,随着文化革新运动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绵延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中国人也越来越割断了人与天地之间宗教般的情感纽带与精神联系,“天地”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实体。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给传统意义上的“良心”观念带来了令人眩目的嬗变。良心,更多地被看作是后天形成的人格修养,与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天地”可谓渐行渐远。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随时可以发现“天地良心”的顽强生命力,感觉到它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谓“苍天在上”、“天理昭昭”,这些词语及其背后隐含的道德信念,不正说明了“天”仍然是当今国人精神价值的重要取向吗?直到今天,我们仍将美满幸福的婚姻看作是“天作之合”。所有这些,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它们带有某些神秘主义成分,就将其全盘否定与舍弃,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 有些人一听到“天地良心”,马上就会想到原始宗教与迷信。这种缺乏起码历史理性原则和历史常识的观点,笔者认为根本不值一驳: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每到清明节时,仍要去父母及祖先的坟墓前祭扫凭吊,你能说他们一定相信死去的亲人的魂魄,真的还在墓穴里生活吗?今天的人们逢年过节仍保留着燃放鞭炮的古老习俗,你能说他们也像古人那样以此“驱妖避邪”吗?对于“天地良心”的提法,我想也应作如是观。笔者强调的是“天地良心”这类道德信念对广大中国百姓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上的统摄作用。当然,道德的最高境界或者说完美境界应是自律自足的,但是,如果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道德境界去要求“满街圣人”,无论如何都是不切实际的。 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如何以科学的理性精神辩证地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传统中完全解放出来,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而片面地求变求新,最终只能导致疏离。在这方面,20世纪的中国人实在有太多的教训。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尽管运用了很多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重建的文化秩序,仍然未能突破传统的格局。在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拿来”的崭新名词背后所包裹着的,往往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内涵。这一观点对我们不无警示性。笔者认为换一种思路或许更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流传至今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文化观念,如“仁”、“义”、“礼”、“智”、“信”、“道”等等传承下来,赋予它们以新内涵、新意义,使之服务于当今社会呢? 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天地良心”,不论我们的眼光多么挑剔和“现代”,仍可以发现它所蕴含的道德资源是何其丰富而宝贵。例如“人命关天”、“民以食为天”等流传至今的俗语,其背后的道德理念正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生命的敬畏。在我们的古人看来,大自然母亲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融为一体的。人类通过对“天地”的敬畏,树立了珍视和敬畏自我生命的文化传统;我们珍爱自己的生命,别人也与我们有着同样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推己及人”地学会了关爱他人,懂得了悲悯。——要知道,这就是真正的“天道”!这也是“天地良心”的基础所在。再如,古人眼中“天地”的精神主要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故天地的精神乃是“大公无私”;天地有生养万物之功,因此天地的精神为“仁”。——这样的道德理念难道在今天已过时了吗?相反,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大公无私乃是天地间的最高境界!儒家哲人们还强调:做人就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一个善于吸取天地之间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是不怕什么“妖魔鬼怪”的!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好人一生平安”。这些信念折射出的,恰恰是广大普通百姓蕴藏在心底的美好愿望和坚定信念。 当代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商家“诚信”的缺失、少数官僚的贪污腐化,社会暴力犯罪的增加,说到底与缺乏坚定不移、心悦诚服的道德信念不无关系。而传统道德资源的流失,应是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人们常常用“无法无天”来形容为非作歹之徒,殊不知“无天”岂能有“法”?道德追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不仅在于他有一个物质的躯壳,更在于他那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崇高灵魂(或者称之为“精神”、“心灵”一类的名词)。生命因了“道德”的要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确立与确信。只有真正充满道德感的人,才能切实地感觉到生命的自信、人格的尊严,及个体自我的独特价值。而科学越是进步,社会越是富有,人们对道德信仰的需要也就越强烈。 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不也同样如此吗?有学者指出,与经济和军事的自强相比,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道德领域里的自强。此言不无道理。历史上的中国曾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教化之国,今天的炎黄子孙更应自觉地肩负起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让我们的国家以富强、民主、进步的清新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阶段,“和谐”社会的理念,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包括文化领域里“现代”与“传统”的和谐。如果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能恪守“天地良心”的道德信念,在心底构筑起一座坚守道德底线的堡垒,那对整个国家与民族,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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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地良心 tiāndì-liángxīn [from the bottom of my heart] 表白自己的用语。意为:天知地知,自己也问得过良心,确实没有说假话、做坏事。 事例 我对得起~,没有干任何亏心事。 而现在的天地良心的解释是: 对于任何一位受传统文化熏染的中国人来说,想必都能掂量得出“天地良心”这一词语的分量。千百年来,中国老百姓凭着朴素的信仰和善良的心灵,代代相传着关于“良心”与“良知”的道德信念。他们不断告诫自己和子孙后代:做人要讲“良心”,千万不要做“伤天害理”的坏事。但今天的不少中国人常常忽略的是:“天地良心”在中国传统文化观念中从来就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天地”所代表的“天理”的存在,才给“良心”提供了坚实厚重的法理基础。笔者认为,“天地良心”作为传统道德文化的核心内容与精华所在,理应被我们很好地传承与发扬。当前最重要的是,如何对这一古老的道德理念加以创造性转化,使之更好地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提供理论资源。 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良心”这一概念的人是孟子。汉语里的“良心”一词,来自于《孟子·尽心上》第八章:“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由斧斤之于木,旦旦而伐之,可以为美乎?”在这里,孟子以牛山之木劝诫人们不要放弃了良心。孟子认为良心是人所共有的原本之心,是“天命下注于人”而形成的合乎天地之道的本性。在他看来,我们每个人都有恻隐、羞恶、辞让(恭敬)、是非之心,这些都是人的良知良能,而它们也构成了儒家所宣扬的仁义礼智之端。可见在孟子等儒家哲人那里,“良心”与“天地”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是建立在他们所信奉的“天人合一”哲学基础之上的。 毋庸置疑,“天人合一”思想曾被历代封建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他们巩固政权的思想舆论工具。中国历史上,不仅历代封建帝王都冒充“天子”来“奉天承运”,建立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就连一些草莽野夫、“胆大妄为”之徒,也知道如何打着“替天行道”的名义揭竿而起,或者占山为王,割地为侯;或者拼得性命与“真龙天子”决一死战,事情不济也能过一把“一代枭雄”的瘾;“天人合一”观念的另一个受到现代人质疑乃至诟病的因素,是它在与集权统治的复杂纠葛中,使几千年的封建政治带上了过多的道德说教色彩,也使传统礼教更显其虚伪腐朽。宋明理学更将所谓“天理”畸形地推到了“人欲”的对立面,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极端主张。这自然也一度给“天地(理)良心”蒙上了尘垢。但即使如此,尚未到把“天理”全盘否定掉的程度。 近代以来,随着文化革新运动的兴起和西方文化的大量涌入,绵延发展了数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现代中国人也越来越割断了人与天地之间宗教般的情感纽带与精神联系,“天地”更多地被看成是一种纯粹的物质实体。而一个多世纪以来剧烈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同样给传统意义上的“良心”观念带来了令人眩目的嬗变。良心,更多地被看作是后天形成的人格修养,与中国传统文化视野中的“天地”可谓渐行渐远。然而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仍随时可以发现“天地良心”的顽强生命力,感觉到它在普通百姓心目中的地位。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谓“苍天在上”、“天理昭昭”,这些词语及其背后隐含的道德信念,不正说明了“天”仍然是当今国人精神价值的重要取向吗?直到今天,我们仍将美满幸福的婚姻看作是“天作之合”。所有这些,笔者认为如果仅仅因为它们带有某些神秘主义成分,就将其全盘否定与舍弃,实在是得不偿失的愚蠢行为。 有些人一听到“天地良心”,马上就会想到原始宗教与迷信。这种缺乏起码历史理性原则和历史常识的观点,笔者认为根本不值一驳:今天的很多中国人每到清明节时,仍要去父母及祖先的坟墓前祭扫凭吊,你能说他们一定相信死去的亲人的魂魄,真的还在墓穴里生活吗?今天的人们逢年过节仍保留着燃放鞭炮的古老习俗,你能说他们也像古人那样以此“驱妖避邪”吗?对于“天地良心”的提法,我想也应作如是观。笔者强调的是“天地良心”这类道德信念对广大中国百姓所具有的、不可替代的价值观念上的统摄作用。当然,道德的最高境界或者说完美境界应是自律自足的,但是,如果以一种过于理想化的道德境界去要求“满街圣人”,无论如何都是不切实际的。 这里实际上有一个如何以科学的理性精神辩证地看待我们的传统文化、并加以创造性转化的问题。实际上,任何一个社会要想从它以往的文化传统中完全解放出来,是绝对不可想象的。离开文化传统而片面地求变求新,最终只能导致疏离。在这方面,20世纪的中国人实在有太多的教训。海外学者余英时先生在《五四运动与中国传统》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尽管运用了很多新的和外来的观念,可是他们重建的文化秩序,仍然未能突破传统的格局。在他们从西方文化中“拿来”的崭新名词背后所包裹着的,往往还是中国传统的文化心理内涵。这一观点对我们不无警示性。笔者认为换一种思路或许更有实际意义:为什么我们不能把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具有原创性的、流传至今并在历史上发挥了重大作用的文化观念,如“仁”、“义”、“礼”、“智”、“信”、“道”等等传承下来,赋予它们以新内涵、新意义,使之服务于当今社会呢? 站在今天的角度重新审视“天地良心”,不论我们的眼光多么挑剔和“现代”,仍可以发现它所蕴含的道德资源是何其丰富而宝贵。例如“人命关天”、“民以食为天”等流传至今的俗语,其背后的道德理念正是对包括自己在内的人类生命的敬畏。在我们的古人看来,大自然母亲孕育了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是与大自然息息相关、融为一体的。人类通过对“天地”的敬畏,树立了珍视和敬畏自我生命的文化传统;我们珍爱自己的生命,别人也与我们有着同样宝贵的生命,所以我们才“推己及人”地学会了关爱他人,懂得了悲悯。——要知道,这就是真正的“天道”!这也是“天地良心”的基础所在。再如,古人眼中“天地”的精神主要是:“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故天地的精神乃是“大公无私”;天地有生养万物之功,因此天地的精神为“仁”。——这样的道德理念难道在今天已过时了吗?相反,任何时候我们都不要忘记:大公无私乃是天地间的最高境界!儒家哲人们还强调:做人就要“顶天立地”、堂堂正正;一个善于吸取天地之间浩然正气的大丈夫,是不怕什么“妖魔鬼怪”的!正所谓“不做亏心事,不怕鬼叫门”;“好人一生平安”。这些信念折射出的,恰恰是广大普通百姓蕴藏在心底的美好愿望和坚定信念。 当代中国的很多社会问题,特别是商家“诚信”的缺失、少数官僚的贪污腐化,社会暴力犯罪的增加,说到底与缺乏坚定不移、心悦诚服的道德信念不无关系。而传统道德资源的流失,应是当前社会道德滑坡的一个不应忽视的原因。人们常常用“无法无天”来形容为非作歹之徒,殊不知“无天”岂能有“法”?道德追求是人的基本需求。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不仅在于他有一个物质的躯壳,更在于他那超越于物质世界的崇高灵魂(或者称之为“精神”、“心灵”一类的名词)。生命因了“道德”的要求,才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自我确立与确信。只有真正充满道德感的人,才能切实地感觉到生命的自信、人格的尊严,及个体自我的独特价值。而科学越是进步,社会越是富有,人们对道德信仰的需要也就越强烈。 个人如此,一个国家和民族不也同样如此吗?有学者指出,与经济和军事的自强相比,今天的中国更需要道德领域里的自强。此言不无道理。历史上的中国曾为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教化之国,今天的炎黄子孙更应自觉地肩负起传承中华文明的重任,让我们的国家以富强、民主、进步的清新形象屹立在世界的东方。今天我们正处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阶段,“和谐”社会的理念,不仅包括人与人、人与群体、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包括文化领域里“现代”与“传统”的和谐。如果每一位中国老百姓都能恪守“天地良心”的道德信念,在心底构筑起一座坚守道德底线的堡垒,那对整个国家与民族,又何尝不是一件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