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为什么柴荣主张先解决契丹,而赵匡胤要后解决契丹,两个人谁更正确?
有句话说得好,“世易时移,变法宜矣”柴荣和赵匡胤都是非常厉害的人物,而他们无论是主张先解决契丹,还是后解决契丹,都是根据自身情况与当时的环境与态势而做出的决定。换个环境与情况,他们可能会做出相反的决定和主张。所以非要用不同情境下的决定,分出一个谁更正确,这太形而上学了。而且必须要强调一下,柴荣和赵匡胤要解决的是燕云问题,而不是契丹。这两个不同的问题!公元916年,耶律阿保机正式称帝。契丹帝国先后征服了临近的奚、乌古、室韦、阻卜、回體等部,吞并了东部的渤海国,实力不断壮大,总兵力可达数十万。也就是说,早在北宋王朝建立的二十多年前,契丹帝国就已经成为了一个军力强悍的强大帝国。这个强大的帝国不是柴荣的后周和赵匡胤的北宋所能轻易解决。柴荣和赵匡胤所要解决的是燕云问题。清泰三年(936年),五月,后唐的河东节度使石敬瑭起兵作乱,结果遭致后唐大军围攻太原。石敬瑭随即遣使契丹,表示愿割让幽燕十六州,“命桑维翰草表称臣于契丹主,且请以父礼事之,约事捷之日,割卢龙一道及雁门关以北诸州与之”,并“岁输帛三十万”,以求契丹出兵为援。辽主耶律德光大喜,九月之时亲率五万骑兵自代州南下援助石敬瑭,并于太原汾水边破李从珂数万大军,与石敬瑭会合。十一月十二,耶律德光立石敬瑭为帝,命“仍以尔自兹并土,首建义旂,宜以国号曰‘晋’。朕永与为父子之邦,保山河之誓”。之后,契丹与石敬瑭联军自太原向洛阳进发。闰十一月二十六日,李从珂见大势已去,自焚身亡,后晋入主洛阳。登上皇帝宝座的石敬塘“事契丹甚谨,奉表称臣,谓契丹主为‘父皇帝’。每契丹使至,帝(石敬瑭)于别殿拜受诏敕。岁时赠遗,玩好珍异,相继于道”。石敬瑭待契丹如此毕恭毕敬,“朝野咸以为耻”,戏称其为“儿皇帝”。但石敬瑭“事之曾无倦意”,继续卑躬屈膝。辽太宗会同元年(938)十一月,石敬瑭遣赵莹使于契丹,以幽燕十六州“并图籍来献”。至此时,契丹便在事实及法律上占有了幽燕十六州这一天险!就此,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都发生了巨大改变!《契丹国志》曾说,“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也。石晋轻以界之,则关内之地,彼扼其吭,是犹饱虎狼之吻,而欲其不搏且噬,难矣。遂乃控弦鸣镝,径入中原,斩截华人,肆其穷黩。卷京、洛而无敌,控四海以成墟。”契丹人掌握燕云十六州,也就几乎控制了防御中原的所有战略关溢,并在河北获得了相当大的立足点。耶律德光在获得燕云地区以后,立即升幽州为南京,将幽州变成向中原进攻的前沿阵地。在后来与北宋对峙的年代里,辽朝统治者往往亲临于此,凭借幽云地区的有利地形,在辽宋战争中,始终处于进可攻、退可守,居高临下的的有利地位。幽云地区的军事地位的重要性,还可以从辽王朝在幽云地区的驻军数量看出。据《辽史兵卫志二》载:辽朝在重要之地设置了40个提辖司,管理驻扎在当地的宫卫军。其中设置在南京幽都府(今北京)和西京大同府(今山西大同)的提辖司多达37个,上京临潢府(今内蒙古巴林左旗)和中京大定府(今内蒙古宁城县)仅3个,而与高丽有接壤的东京辽阳(今辽宁辽阳)1个也没有。由此可见幽云地区之重要。也因此,对于中原王朝的雄主来说,夺回燕云是必须的行动。先说柴荣,显德六年(959年),在针对南方的军事行动连连告捷后,周世宗柴荣决意针对契丹采取军事报复,并意图收回燕云十六州。柴荣命义武军节度使孙行友控扼定州西路,防止北汉自团柏谷沿南关出兵入侵;命侍卫亲军都虞侯韩通自沧州沿水路进发入辽境,通辽瀛、莫两州。至三月,周世宗亲率数万步骑自沧州沿陆路进发。其后,周军兵分两路,水路以赵匡胤为水路都部署、陆路以韩通为陆路都部署。周军自沧州行至瓦桥关沿线,乾宁军、益津关、瓦桥关、瀛州与莫州诸地的契丹方守将皆降。自此,周军占有了瓦桥关所谓的关南之地。柴荣之所以着急解决燕云问题主要因为两点:第一,他真的太能打了!三征淮南,夺南唐江北十六州。轻取后蜀四州。北取契丹一州三关。他有足够的信心和能力击败契丹人。第二,天不假年,他的身体不好,所以他才着急要解决燕云问题。因为他担心他的继承人解决不了燕云问题。历史上,夺取瓦桥关之后,周世宗柴荣欲乘势继续北上,并攻占了固安县,却因为突发病疾班师回朝。而赵匡胤不着急解决燕云问题主要也是因为两点:第一,他也很能打,但没有柴荣那么能打,没有自信一定能打出柴荣那么厉害的战绩。第二,他身体还好,觉得自己还能活很多年。可以慢慢来。而且辽朝自五代时期入主中原失败后,对于中原的野心有所下降;而宋朝此时面临着自唐末以来中原政权故土纷乱割据的局面,因此将主要的斗争目标放在收复割据势力之上。因此试图避免与辽朝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在这种指导思想下,宋辽双方在边境地区都竭力克制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发生,甚至遣使修好。然而北汉作为辽朝山前诸州的重要屏障,是辽朝所必然扶植的政权。因此宋辽双方虽避免军事冲突上升到全面战争,但却依然围绕着北汉发生过数次军事冲突。尽管如此,双方都试图将战场控制在北汉河东地区,而不扩张到河北地区的定州、关南。所以,他们两个人的决定对于他们自身所处的环境和态势都是正确的。历史不是非黑即白的。不是柴荣的决策是对的,就意味着赵匡胤的决定就是错的。那么错误的解决燕云十六州的决定是什么样呢?那就是不能打还想上去浪一波的宋太宗赵光义了。虽然消灭北汉与收复燕云十六州是赵匡胤时代就定下的战略。不过,如前面所说,赵匡胤当时已经认识到辽朝是一个不可轻视的敌人了。因此他采取了比较慎重的态度,通过“雄州和议”,与契丹人保持一个相对和平的关系,试图通过谈判手段收回燕云,至少是让北宋王朝积蓄力量以备将来。而赵光义却打破这种稳健的国家策略,选择战争手段。是因为对于继位不到三年、特别因兄终弟及而被人怀疑得位不正的宋太宗来说,急需一场远超先帝的胜利,来提高威望、证明自己、避免皇位动摇。因此,在979年(太平兴国四年)年的正月,宋太宗发动了大规模的北伐,其目标是辽朝所支持的北汉与所占据的燕云十六州。这种仅从其个人政治利益的角度出发,轻易开战,还意图攻击敌方坚城,这自然是兵家大忌。其结果也就是高梁河之战的惨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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