匈奴的族属、文化、语言是一个大大的国际悬案，至今没有多少可靠的研究成果。匈奴被中国早期史料认为是夏人后裔，也并非孤证，其他史料也有零星旁证，但总体上没有可靠的证据。如下：一、史记所载匈奴《史记·匈奴列传》第一句就交代了“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而所谓“夏后氏”，则首次见于《史记·五帝本纪》“帝禹为夏后而别氏”，当指夏朝而言。至于详细说到匈奴为夏桀后裔的史料，已经晚至唐代司马贞的《史记索隐》了。司马贞可能看到过一本名为《括地谱》的西汉谶纬书，其中写到“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注意，这里已经不是淳维，而是獯粥。到了南宋，又有专门研究上古史的罗泌在《路史》中引用一本名为《括地图》的书，再次提到匈奴为獯鬻之后。《史记·匈奴列传》：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駞、驴、驘、駃騠、騊駼、驒騱。《史记索隐》：乐产《括地谱》“夏桀无道，汤放之鸣条，三年而死。其子獯粥妻桀之众妾，避居北野，随畜移徙，中国谓之匈奴”。《路史·后纪十四》注引《括地图》云：“桀放三年死，子獯鬻妻桀之众妾，居北野，谓之匈奴”。《括地谱》和《括地图》到底是不是同一本书？已经不重要了。因为就算真有这本书，它也是汉代书，说明汉代人可能普遍认为与他们作战的匈奴人，是夏人同宗，大范围上属于同一个族群，这可能反映了汉匈战争在当时人的感受，是一种特别复杂交织的情势。后来晚清近代的学者，据此也认为匈奴为夏人后裔，不论。二、先秦史料中的匈奴真实情况到底如何呢？实际上，除了上面说的《史记》及其索隐，还有其他先秦史料提到了匈奴，主要是《逸周书》、《山海经》。《山海经》普遍认为成书于战国至西汉期间，其部分记载可能存在一定史料价值。例如，关于匈奴二字，该书也明确提到了：《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更有甚者，该书还提到犬戎是黄帝后裔。令人联想到，匈奴作为黄帝-夏人后裔也是有一定可能性的。因为史记五帝本纪的世系是完整的，夏人属于黄帝的直系后裔。《山海经·海内南经》：匈奴、开题之国、列人之国并在西北。《山海经·大荒北經》：大荒之中，有山名曰融父山，顺水入焉。有人名曰犬戎。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肉食。有赤兽，马状无首，名曰戎宣王尸。 《逸周书》早先被认为是伪书，但古文字研究者却经常发现该书的行文措辞风格与甲骨文、金文高度一致，其句式、字词都给文字考释带来巨大帮助，其部分篇章的真实性接近西周时代的一手资料。《逸周书·王会解》明确提到了“匈奴”二字。那就等于说，匈奴是西周时就已经正式命名的了。《逸周书·王会解》：北方台正东，高夷嗛羊，……犬戎文马，文马赤鬛缟身，目若黄金，名古黄之乘。数楚每牛，每牛者，牛之小者也。匈奴狡犬，狡犬者，巨身四足果。皆北向。……伊尹朝，献商书，……正北空同、大夏、莎车、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楼烦、月氏、〈女韯〉犁、其龙、东胡，请令以橐驼、白玉、野马、騊駼、駃騠、良弓为献。以上两则是先秦时代关于匈奴的明确记载，可以模糊推断：西周时期，匈奴就已经命名，位于北方，其特产是駃騠、狡犬；到了战国时期，中原人也知道西北方存在一个匈奴之国。到了汉初，匈奴忽然强大起来，中原人普遍认为他们是黄帝-夏人后裔。三、其他线索上面的《史记·匈奴列传》和《逸周书·王会解》提到了匈奴与一种动物有关，即駃騠。这个词的发音及其他一些匈奴相关语言词汇的汉文记载，被近代的历史语言学家密切关注，蒲立本《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一书附录了一篇《匈奴语》研究综述，广泛讨论了匈奴文化的一批重点词汇的音韵特征，如“駃騠”、“龙”、“（革索）（革睪）”、“孤涂”、“石/羯”、“单于”、“酪”、“屠耆”、“阏氏”等，表明匈奴语与上古汉语存在深层的交流。其中最有深远影响的当属于“駃騠”与西伯利亚叶尼塞语的对比，蒲立本认为叶尼塞语早期可能存在的“*kuti”形式能够与“駃騠”很好对应。同样的，汉文献中有大量的叶尼塞语“-t”或“-s”韵尾对应的匈奴词汇，如“单于姓虚连题”、“落尸逐鞮”、“乌珠留若鞮”、“库提”、“鸢鞮”、“开题”等等。这就引发了后来更多更深入的研究，人们将匈奴起源地转移到西伯利亚地区。而西伯利亚的叶尼塞语，被少数语言学家认为与上古汉语有着非常近的亲属关系。其他还有一些隐约的文化特征，表明匈奴人和上古汉人是存在深层联系的，例如冒顿单于围困刘邦于白登山时，其兵马按照“五方色”布局，等等。这些都说明，司马迁断言匈奴为黄帝-夏人之后裔，不完全是空穴来风。 回复 期待您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