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180年九月，刚刚血洗了外戚吕氏的异姓功臣周勃等人向远在代国的代王刘恒发去邀请，邀请他进京继承大统，当国主政，是为孝文帝。刘恒入京的三个月后，公元前179年正月，在周勃等人的建议下颁布了册立太子的诏书，庶长子刘启被宣布为嗣君人选。这一段短暂而迅速的建储历史为后人留下了诸多疑点：其一，孝文帝本来有四位嫡子，论成为嗣君的资格都在刘启之前。可这四位嫡子在孝文帝登基的头三个月里相继病故，这么罕见的突发状况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我们很难用大规模传染病的流行来解释，因为孝文帝的四位庶子在这期间都毫发无伤。病死之说究竟是否可信呢？其二，孝文帝即位前，同原配妻子感情冷淡，可在这样的状况下文帝却不断与她行房生子，终于生下了四位嫡子，文帝的感情生活为何扭曲至此？其三，即位三月，四子病故。接连遭遇沉重的打击，孝文帝为何还要急急忙忙宣布立储，难道他不怕刘启成为下一个被病魔找上的不幸者吗？孝文帝故去的那位原配夫人（因为她生前的名分是代王刘恒的王后，我们在此不妨称她为“代后”）姓甚名谁？有着怎样的家世背景？传世文献中没有一字记载。而她那四个不幸夭折的儿子，也没有哪位史家说明他们死亡的具体原因。所以，当我们今天试图去回答那些疑问——四位皇子为何在短短三个月内相继殒命？孝文帝与代后的夫妻关系为何冷淡？周勃等政变功臣为何急急建议孝文帝尽早立储？我们手里没有任何直接的史料记载可资依靠。我们只能在若干旁证的指引下做出带有假设性的推断，同时耐心等待后续可能发现的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资料来证明或者证伪这个假设。我个人想在此提出的这个大胆的假设是，孝文帝的那位原配代后可能出自吕氏，换句话说，就是高后吕雉的娘家人。根据《史记》所载，高皇帝刘邦一共有8个儿子：高帝八男：长庶齐悼惠王肥；次孝惠，吕后子；次戚夫人子赵隐王如意；次代王恒，已立为孝文帝，薄太后子；次梁王恢，吕太后时徙为赵共王；次淮阳王友，吕太后时徙为赵幽王；次淮南厉王长；次燕王建。——《史记·高祖本纪》这8个儿子当中，只有次子刘盈也就是孝惠帝是吕后的嫡出，其余诸位皇子都是刘邦那些有名分或没名分的小老婆生的。刘邦在世的时候，将秦朝二世而亡的原因部分归结于不封宗亲子弟、无以镇抚天下。惩于前鉴，自公元前201年起，除孝惠帝之外的七个庶子先后被刘邦封到各地为王。汉朝幅员辽阔，而刘邦子嗣又少，所以诸位藩王的封地都大得惊人。刘邦去世后，临朝称制的吕后生怕这些同姓藩王们觊觎王座，威胁新君，于是绞尽脑汁地想出各种手段来控扼藩国势力。这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孝惠帝的庶长兄齐王刘肥。刘肥的封国下辖七十余城，号称“东秦”，隐然与坐镇关中的大汉天子分庭抗礼。为了削弱齐王的力量，公元前193年，吕后藉齐王刘肥朝觐之机，迫使他主动献出城阳郡作为亲生女儿鲁元公主的汤沐邑；6年后，到公元前187年，吕后封自己的娘家侄子吕台为吕王，又从齐国划出了济南郡成立吕国；又过了没多久，吕后的侄女婿营陵侯刘泽也获王爵，而这一次，刘泽这个琅琊王裂地而封，割走的还是齐国的地盘——琅琊郡。把齐国肢解为四，吕后仍不放心。齐王刘肥去世后，虽然嫡子刘襄继承了王位，可是两个庶子朱虚侯刘章和东牟侯刘兴居却被吕后以“入侍”的名义召到身边管束了起来，刘章还被迫娶了吕禄的女儿（也就是吕后的侄孙女）为妻。长兄刘肥以下，赵隐王如意因为仗恃母戚夫人受到刘邦的宠幸，高帝一朝曾屡次威胁孝惠帝刘盈的太子地位。高帝驾崩，吕后当国，戚夫人和如意都遭到了吕后的疯狂报复，先后惨死。如意死后，吕后又相继将淮阳王刘友、梁王刘恢徙为赵王，并强迫他们聘娶吕姓王后。二王对此心怀抵触，结果是刘友幽死，刘恢自杀。至于刘邦的幼子燕灵王刘建，公元前181年薨逝的时候，吕后命人鸩杀了他的庶子，绝了刘建的血脉。绝嗣之后，刘建曾经的封国燕国便被吕后转给了侄孙吕通。这样一算下来，高皇帝的7位庶子中，幸免于吕后荼毒的就剩代王刘恒和淮南王刘长了。吕后对刘长的宽容不难理解，因为刘长虽然不是他的亲生儿子，却是她一手养大的。《史记》说：厉王（刘长）蚤失母，常附吕后，孝惠、吕后时以故得幸无患害。——《史记·淮南衡山列传》可史籍中没有任何吕后对代王刘恒采取措施的记载，这是令人生疑的。或许有人会举出《史记·外戚世家》中的这段故事来进行反驳：高祖崩，诸御幸姬戚夫人之属，吕太后怒，皆幽之，不得出宫。而薄姬以希见故，得出，从子之代，为代王太后。——《史记·外戚世家》刘恒的母亲薄姬本是蚕室女工，身份微贱。当年，高皇帝刘邦只是在很偶然的情况下临幸过薄姬一次，遂生下了刘恒。薄姬既不受高帝宠幸，代国又僻处北疆，吕后或者因此便不把代王母子放在眼里。刘邦驾崩，别的嫔妃都被幽禁了起来。吕后唯独对薄姬网开一面，让她跟随刘恒前往封国，母子团聚，这不正说明吕后对代王的警惕性不高吗？事实上，这是枉顾历史事实的臆测。《史记》明确记载，吕后至少两度试图插手代国事务。第一次是在公元前182年吕产封王之前：太后春秋长，诸吕弱。太后欲立吕产为吕王，王代。——《史记·荆燕世家》第二次则是在公元前181年第三任赵王刘恢自杀之后：秋，太后使使告代王，欲徙王赵。代王谢，愿守代边。——《史记·吕后本纪》显然，吕后并没有因为代国偏远，其母微贱便“遗忘”了刘恒。既然对其余诸王遍施雷霆手段，吕后没道理不在刘恒身边插针。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吕后第二次动刘恒的心思是要徙他为赵王。要知道刘恒之前的两任赵王刘友和刘恢都被迫娶了吕姓王后，照此推论，代王刘恒身边那位不知名的代后恐怕也会是吕姓。虽然我们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这一点，但吕后将身边的宫女赐予刘恒，这却是《史记》中明文记载的事实：窦太后，赵之清河观津人也。吕太后时，窦姬以良家子入宫侍太后。太后出宫人以赐诸王，各五人，窦姬与在行中。窦姬家在清河，欲如赵近家，请其主遣宦者吏：“必置我籍赵之伍中。”宦者忘之，误置其籍代伍中。——《史记·外戚世家》孝景帝刘启的母亲窦姬原本就是吕太后身边的宫女，被吕后所赐，前往代国。不但代国，其余各国诸侯也都得到了吕后类似的赏赐。对刘友、刘恢两位娶了吕姓王后的赵王，《史记》并没有记载他们聘娶王后的具体时间。我个人的推测很可能就是在这次分赐宫人之时——让这些宫女作为陪嫁随同王后前往藩国。如果真是这样的话，代王刘恒会不会也“享受”了与刘友、刘恢相同的待遇，娶了代后吕氏呢？如果代后出自吕氏的假设成立，我们就不难理解她和刘恒间扭曲的夫妻关系了：代后既是吕太后遥控藩王的马前卒，刘恒当然会对她心生反感，就像刘友、刘恢两位诸侯王一样。可刘友、刘恢兄弟不得善终，死也就死在“心生反感”四个字上：七年正月，太后召赵王友。友以诸吕女为受后，弗爱，爱他姬，诸吕女妒，怒去，谗之于太后，诬以罪过，（中略）丁丑，赵王幽死，以民礼葬之长安民冢次。二月，徙梁王恢为赵王。梁王恢之徙王赵，心怀不乐。太后以吕产女为赵王后。王后从官皆诸吕，擅权，微伺赵王，赵王不得自恣。王有所爱姬，王后使人酖杀之。王乃为歌诗四章，令乐人歌之。王悲，六月即自杀。太后闻之，以为王用妇人弃宗庙礼，废其嗣。——《史记·吕后本纪》这些吕姓王后就是高后吕雉埋在藩王们枕头边儿上的眼线，得罪她们等于直接挑战高后吕雉的权威。想当年从龙践祚的异姓诸侯如韩信、彭越是何等英雄，尚且逃不过吕后的屠刀，这些乳臭未干的刘姓藩王在吕后跟前儿又哪儿有还手之力？刘友、刘恢就因为不能忍，才在吕姓王后的谄妒中伤下死于非命，那代王刘恒呢？或许正是鉴于前辙，他才强压住内心的厌恶，与代后维持了表面的和气。于是乎我们就看到了司马迁描述的这种怪象：刘恒钟情的是窦姬，却与代后生下了4位王子。这种尴尬的局面到公元前180年，因为高后吕雉的驾崩而被彻底打破了。《吕后本纪》载：朱虚侯已杀产，帝命谒者持节劳朱虚侯。朱虚侯欲夺节信，谒者不肯，朱虚侯则从与载，因节信驰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驰入北军，报太尉。太尉起，拜贺朱虚侯曰：“所患独吕产，今已诛，天下定矣。”遂遣人分部悉捕诸吕男女，无少长皆斩之。辛酉，捕斩吕禄，而笞杀吕媭。使人诛燕王吕通，而废鲁王偃。——《史记·吕后本纪》周勃、陈平联合朱虚侯刘章发动政变，诛灭诸吕。凡与吕氏有血缘关系的人在这次大屠杀中无一幸免，包括高后吕雉的外孙鲁王张偃，尽管他并不姓吕。吕氏族灭之后，政变功臣们开始商议推选新君，而推选新君的首要标准就是他不能有一个像吕家那么厉害的外戚。也正是这个标准否决了提名齐王刘襄和淮南王刘长继位的建议：大臣皆曰：“吕氏以外家恶而几危宗庙，乱功臣今齐王母家驷钧，驷钧，恶人也。即立齐王，则复为吕氏。”欲立淮南王，以为少，母家又恶。乃曰：“代王方今高帝见子，最长，仁孝宽厚。太后家薄氏谨良。且立长故顺，以仁孝闻于天下，便。”乃相与共阴使人召代王。——《史记·吕后本纪》我们可以推想，假设代王刘恒的原配王后姓吕，披着这层关系，政变功臣们断不可能邀请他进京继位。而事情的发展就是这么巧合，司马迁在《外戚世家》中说：先代王未入立为帝而王后卒。——《史记·外戚世家》就在代王刘恒受邀进京之前，代后去世了。这不免让人猜疑，她的死究竟是自然死亡呢，还是刘恒为了争取继位的机会，自行动手解决了这个障碍。代后如果出自吕家，刘恒要扫除她并不难。可是代后生下的四个儿子该怎么处置，这个问题却非常棘手。这四个孩子的死亡时间都在公元前180年九月到公元前179年正月之间，也就是刘恒抵达京师长安的头三个月里。巧的是，这与政变功臣们杀死孝惠帝的诸位庶子的时间是重合的：代王即夕入未央宫。有谒者十人持戟卫端门，曰：“天子在也，足下何为者而入？”代王乃谓太尉。太尉往谕，谒者十人皆掊兵而去。代王遂入而听政。夜，有司分部诛灭梁、淮阳、常山王及少帝于邸。代王立为天子。——《史记·吕后本纪》对那些同吕家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政变功臣们的态度坚决而冷酷：斩草除根，永绝后患。就算以皇帝的名义也无法为他们提供有力的庇护。要是照此推论下去，公元前179年周勃等人建议孝文帝立储的举动恐怕就不是为了预防“继嗣不明之祸”，而是间接逼宫，催促孝文帝处决代后的四个儿子。我之所以做出这样大胆的推断，是因为此后孝文帝与政变首席功臣周勃的关系变得异常紧张。周勃本是亲手将孝文帝刘恒扶上龙座的人，文帝登基后也顺理成章地坐上了首相之位。可文帝元年和二年，周勃两度拜相又两度罢免，在任时间最长不过一年，而每次罢相都与孝文帝有直接关系。尤其是第二次罢相，孝文帝刻意打压周勃的意图表现得相当露骨：二年十月，丞相平卒，复以绛侯勃为丞相。上曰：“朕闻古者诸侯建国千余（岁），各守其地，以时入贡，民不劳苦，上下驩欣，靡有遗德。今列侯多居长安，邑远，吏卒给输费苦，而列侯亦无由教驯其民。其令列侯之国，为吏及诏所止者，遣太子。”三年十月丁酉晦，日有食之。十一月，上曰：“前日诏遣列侯之国，或辞未行。丞相朕之所重，其为朕率列侯之国。”绛侯勃免丞相就国。——《史记·孝文本纪》前元二年（公元前178年）十月颁布的那份诏旨中明明说道只有那些并未在京任职的闲散列侯才应遣返封国，不得留居长安。绛侯周勃是现任宰相，履职才不过10个月，根本不在诏旨划定的之国范围当中，文帝为什么偏偏拿他扎筏子，点名让他罢相之国呢？更不可思议的是周勃罢相之后的所作所为：岁余，每河东守尉行县至绛，绛侯勃自畏恐诛，常被甲，令家人持兵以见之。其后人有上书告勃欲反，下廷尉。——《史记·绛侯世家》周勃两次任相期间，《史记》并未记载他有重大的工作过失。如果说这段时间里周勃和孝文帝发生过什么正面冲突的话，那只有一件，就是周勃联合列侯功臣向孝文帝施压，迫使他贬黜了制定“列侯之国”政策的贾谊：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国，其说皆自贾生发之。于是天子议以为贾生任公卿之位。绛、灌、东阳侯、冯敬之属尽害之，乃短贾生曰：“雒阳之人，年少初学，专欲擅权，纷乱诸事。”于是天子后亦疏之，不用其议，乃以贾生为长沙王太傅。——《史记·屈原贾生列传》贾谊远谪，周勃罢相，双方闹了个两败俱伤。我们可以将罢相视为孝文帝对周勃的报复，报复他施压皇帝、贬谪贾谊。但周勃罢相之后还像惊弓之鸟一样，每天担惊受怕，被甲执兵，以为孝文帝随时会要他的命，这就不好用贬谪贾谊的事儿来解释了：回到封国的周勃已经失去了影响朝政、掣肘皇权的能力，孝文帝还有什么理由非杀他不可呢？因此我很怀疑，周勃和孝文帝之间最深的那道梁子就是公元前179年正月政变功臣们向文帝提出的立储建议。功臣们建议文帝尽早立储，提出的太子人选却是庶长子刘启，这等于暗示孝文帝：代后所生的四位嫡子不能再保。而文帝最终选择了妥协，四位皇子先后陨命。《史记·外戚世家》说：“及代王立为帝，而王后所生四男更病死”，这“病死”二字怕是春秋笔法，为尊者讳，所要掩盖的正是文帝与四子间父子相残的血淋淋的事实。参考文献：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本文系晋公子原创。已签约维权骑士，对原创版权进行保护，侵权必究！如需转载，请联系授权。欢迎分享转发，您的分享转发是对我最大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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