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隆三年（公元962年）七月初九，宋太祖赵匡胤把那些跟随自己打江山的开国将领请来喝酒，软硬兼施，“杯酒释兵权”让这些有潜在造反“威胁”的人卸甲归田，告老还乡，把兵权一下子收到自己手里，基本杜绝了本朝武将指挥部队造反的可能。这个“杯酒释兵权”基本解决了国内军阀割据，武将造反的问题，原来的军事及边防指挥机构枢密院却有文人把持，地方上派出文官去“知州事”，整个宋朝武将的地位是非常低的，宋朝太过于“文”，“武”气不足，试想由一群文人当政，并指挥军队的朝代。作为赵匡胤而言，他杯酒释兵权，随后把一个破烂不堪、混战数十年的五代十国统一，结束了武夫当权的局面，走向和平，人民基本安定，从这样说他是有功的。但是由于文官和武将相互制约的缘故，在军事方面的脆弱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看到的宋朝军队不是一天到晚在国内当宪兵平叛，而是一天到晚在对付外族的入侵，而且基本上是节节败退。“重文轻武”在大宋建国初期，起到了消除军阀割据，迅速恢复经济，休生养息，安定民心的作用，这无疑是可以肯定的。但是，一个国家的强盛，既有社会文化、经济科技做基础，也必须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做后盾才行，两者做到平衡，偏颇不得。可是，赵匡胤、赵匡义的后代走偏了，走极端了，一次次重演先进民族被野蛮民族欺负的历史。当然，这个局面应该是赵匡胤“杯酒释兵权”后实施的“重文轻武”国策造成的。杯酒释兵权只是宋太祖为加强皇权，巩固统治所采取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改革措施的开始。其后在军事制度方面推行各方面的改革。建立不同于前朝的枢密院制度。长官为枢密使和枢密副使，主管调动全国军队，分掌军政大权。枢密院与三衙统领各有所司。三衙虽然掌握禁军，但却无调兵和发兵的权力。枢密院有发兵、调兵之权，而不能直接掌握军队。调兵权与领兵权分离，各自独立，相互制约，有利于皇权的控制。内外相维政策。宋太祖把全部军队分为两半，一半屯驻在京城，一半戍守各地，使京城驻军足以制止外地可能发生的变乱，也使外地驻军合起来足以制止京城驻军可能发生了内变。内外军队互相制约，都不能发生变乱，而京城驻军又多于外地任何一个地方，这样皇帝也就可以保证牢牢控制全国的军队了。兵将分离政策。无论驻屯京城的禁军，还是驻在外地的禁军都必须定期调动。京城驻军要轮流到外地或边境戍守，有的则要到产粮的地方种粮，这种轮流驻防的办法称为“更戍法”。这种方法名义上是锻炼士兵吃苦耐劳，实际上是借着士兵的经常换防，造成兵不识将，将不识兵，兵无常帅，帅无常师。将官再也不能同士兵结合，在士兵中建立自己的声望，也就再也不能率兵同朝廷皇帝对抗了。为削弱节度使的行政权力，把节度使驻地以外兼领的州郡——支郡直属京师。同时由中央派遣文官出任知州、知县等地方官。3年一更换，直接对中央负责，向朝廷奏事，不再听令于节度使。对于一些五代以来一直盘踞一方的节度使，宋太祖又故伎重演，拿出“杯酒释兵权”的办法将其逐一罢免。后来又设置通判以分知州之权，利用通判与知州之间的相互制约，使一州之权不致为知州把持，防止偏离中央政府的统治轨道。相较于朱元璋屠戮功臣的方式，杯酒释兵权就显得很温柔可亲了。通过陈桥兵变被手下将士拥立为皇帝的赵匡胤，登基大宝之后却寝食难安。生怕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幕，在未来的某个时候重新上演。为了防患于未然，赵匡胤终于找到了这么一个好办法。几杯酒就轻易的解除了对自己上位居功至伟的几位功臣的兵权。当然，对于这些人来讲，也不见得是坏事。能够功成身退，而不是发生经常上演在封建王朝史中的兔死狗烹，就是谢天谢地了。这样就巧妙的为黄石公之《三略》之飞鸟尽良弓藏，奉献了最精彩卓绝的演释版。赵匡胤建立的宋朝，虽然终结了五代十国的混乱局面，使得华夏民族再次统一。但因为五代十国的历史对其有着深刻的影响，再加上自己黄袍加身的亲身经历，使得他对部下的兵将信任感不足。为了消除隐患，赵匡胤才想出一系列的政策来避免重蹈覆辙。然而，所有的政策都具有两面性。防止了将军们的拥兵自重，却不得不面对战力低下的问题。 回复 期待您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