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是马镫！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认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标准意义上马镫的产生与普及，并非出现在骑兵战术与装备相对最先进的东南欧、西亚或中亚地区，而是在东方的中国，或是在其北方的少数民族中，或是在其中原地区。沉沦的西晋王朝几乎出现了西罗马帝国末期非常相似的状况——先是王朝真正具备战斗力的军人逐步被各“蛮族”士兵所取代，然后在内乱中崩溃，让各游牧民族潮水般地入主中原。各游牧民族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也互相攻杀，无节制的战争与屠杀在这一个阶段里几乎没有停歇。中国无论是经济与人口，都遭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损失，这是一个真正毁灭的时代。不过作为中国尤为幸运的是，依据江南的东晋王朝，从西晋王朝的堕落状态下脱离，在南方站稳脚跟。通过长时期稳定的南朝演变，他们继续保存并输出着中国文化根基。而北方游牧民族混战中的最终胜利者——鲜卑拓跋氏北魏王朝也进行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由于北魏王朝广阔的视野，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文化习俗，甚至一直影响到南方的南朝。这些变化也使中华文化转型，并重新向外关注和影响这个世界的运转。这直接带来技术文化上新的革新，走向6-8世纪真正的涅磐重生。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较为混乱的，战争的过程与参与人数往往充斥着自相矛盾和春秋笔法。因此“五胡乱华”时代各游牧民族细致的军事状态，已经很难理清。但至少在北魏时期，由于绘画与雕刻艺术发展，加上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接近历史的真相，发现东晋与北魏时代中国重骑兵的巨大发展。在诸多变化中，马镫肯定是最重要的，最早发现的成对标准马镫是公元322年左右中国晋代时代的南京（建康）附近—一件装着双镫的陶马，至于双镫实物最早的发现是在5世纪初辽宁省北票市墓葬中的铜马镫。而使用于骑兵作战的马镫实物被广泛发现则是在公元477年左右，但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标准硬质马镫在中国真正使用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马镫大大减少了骑兵的训练成本与时间，也让他们更不易在战斗与冲击中从马背上跌落，并能更为充分利用马匹冲锋所产生的巨大动量带动骑兵武器，特别是骑矛来发动冲击。在冲击时，骑兵也更不易被反作用力所困扰。这使得骑兵，特别是重骑兵能更加频繁甚至放肆的发动冲锋。即使在面对严阵以待的步兵坚阵时，重骑兵的冲击方向也不仅像古典时代那样仅限于侧后方，有时候也会从正前方直接撕开对方的阵型。冲击过后，马镫也能让骑兵们更加安全的撤退，从而进行更加完善的中世纪时代那种冲击-撤离-再次冲击的重骑兵典型战术。另外，马镫也带来了骑手的更大平衡，使得骑兵可以更为方便的，甚至是在骑兵奔驰时，解放双手在马背上战斗。诸如同时使用刀剑与盾牌，或双手持握重型长骑矛作战，这些动作虽然经过严格训练的无马镫骑兵也可以做到，但马镫让这一切变得自如与容易得多。马镫结合当时中国骑兵其他诸多技术进步，自然会产生更具可怕威力的效果。在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时代，中国的全身马铠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全具装重骑兵出现了。而且之前的半身马铠在中国重骑兵的应用则已经非常广泛。根据记载，“五胡乱华”刚开始的阶段，公元312年羯人石勒击败西晋与鲜卑联军，“缴获了五千具马铠”，只是还不清楚这些马铠中有多少是全身马铠。从记载来看，这批马铠应该都是鲜卑军队的，这也印证了鲜卑人更倾向于具装骑兵作战。同时“五胡乱华”时代，游牧民族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新的良马种群，这些强壮的坐骑可以负担较为沉重的马铠，这也为全具装骑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即使在北魏已经转入定居农耕的孝文帝时代，骑兵的物资储备依然得到重视与良好的贯彻。仅在河南位于黄河附近的牧场里，就饲养着战马100000匹。所以到了北魏时期，使用马镫、乘坐全具装战马的具装重骑兵更成为其军队的核心。在西方，公元6世纪，到达东欧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成功的击败了日耳曼民族的皮格德人，并征服了当地林立的诸斯拉夫部落。之后，他们趁当时的突厥人也因分裂而无暇西顾，建立了强大的阿瓦尔汗国。再之后，阿瓦尔人驱使他们统治的斯拉夫人，一同不断进犯拜占庭帝国。虽然他们之前的大部分进犯是失败的，但在7世纪初，阿瓦尔人趁拜占庭内乱之际，一直深入巴尔干南部。虽然游牧性质的阿瓦尔人无法攻陷大城市，但是他们的大肆劫掠，依然造成了经济的巨大损失。且就如同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结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萨珊帝国也同阿瓦尔人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抗罗马人。但罗马人并未因为与阿瓦尔人的敌对关系而拒绝其技术的引入。阿瓦尔人最让拜占庭骑兵收益的技术就是来自东方的马镫。事实上，由于拜占庭重骑兵装甲更重，更偏重于突击战术，普及马镫的拜占庭重骑兵能更稳定的驾乘战马冲锋，并能在冲刺与肉搏中，更平衡的使用大的防护盾牌、骑矛与剑来厮杀。因此比起游牧民族阿瓦尔人，马镫的普及让罗马人收益较阿瓦尔人更大。这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罗马骑兵的训练速度并降低训练成本。586年的索拉孔会战是一场几乎全部由骑兵参与的会战。以其作为样本可以发现，这个时代，因为马镫的出现，之前萨珊重骑兵面对拜占庭重骑兵微弱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了。战斗一开始，右翼拜占庭重骑兵就突破了波斯人的左翼，如果不是部分骑兵去攻击波斯辎重队的话，胜利可能更早些到来，因为波斯的右翼同样也被拜占庭左翼突破。在中央阵线，拜占庭下马重骑兵竟然如重步兵一样组成盾墙抵挡住波斯骑兵，而背后下马骑射手则倾射箭雨，充分展示了“双重重骑兵”多用途作战的优势。因此，莫里斯皇帝在《战略》中描述过拜占庭骑兵下马的战术：“有可能骑兵发现自己由于不利的地形，或处于危险的状况，或是一次在战斗中的失败处于危险的形势，而变得非常紧张。那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举起盾牌，并且步行列阵。如果周围有重步兵保护的话，而丢失了盾牌的骑兵，甚至可以拿重步兵的盾牌”。（步兵：那我们……）从索拉孔会战也可以看出，莫里斯对于当时萨珊军队的评价是客观的，“在无障碍平坦的地形下，我们的枪骑兵发起冲锋，并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都会让波斯人困扰。”可以说，在这个时代，两大骑兵强国的实力对比，优势完全在罗马人一面。这和拜占庭军队骑兵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是分不开的。这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中，当然包括马镫。 回复 季涛用户 当然是马镫！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认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未经号芝士回答允许不得转载本件文内容，报否则将正布视为侵权标准意义上马镫的产生与普及，并非出现在骑兵战术与装备相对最先进的东南欧、西亚或中亚地区，而是在东方的中国，或是在其北方的少数民族中，或是在其中原地区。也本四线建头期给至叫须周消。沉沦的西晋王朝几乎出现了西罗马帝国末期非常相似的状况——先是王朝真正具备战斗力的军人逐步被各“蛮族”士兵所取代，然后在内乱中崩溃，让各游牧民族潮水般地入主中原。各游牧民族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也互相攻杀，无节制的战争与屠杀在这一个阶段里几乎没有停歇。中国无论是经济与人口，都遭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损失，这是一个真正毁灭的时代。可面三合重此革总长接口器，济联商感克精。不过作为中国尤为幸运的是，依据江南的东晋王朝，从西晋王朝的堕落状态下脱离，在南方站稳脚跟。通过长时期稳定的南朝演变，他们继续保存并输出着中国文化根基。而北方游牧民族混战中的最终胜利者——鲜卑拓跋氏北魏王朝也进行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由于北魏王朝广阔的视野，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文化习俗，甚至一直影响到南方的南朝。这些变化也使中华文化转型，并重新向外关注和影响这个世界的运转。这直接带来技术文化上新的革新，走向6-8世纪真正的涅磐重生。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较为混乱的，战争的过程与参与人数往往充斥着自相矛盾和春秋笔法。因此“五胡乱华”时代各游牧民族细致的军事状态，已经很难理清。但至少在北魏时期，由于绘画与雕刻艺术发展，加上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接近历史的真相，发现东晋与北魏时代中国重骑兵的巨大发展。在诸多变化中，马镫肯定是最重要的，最早发现的成对标准马镫是公元322年左右中国晋代时代的南京（建康）附近—一件装着双镫的陶马，至于双镫实物最早的发现是在5世纪初辽宁省北票市墓葬中的铜马镫。而使用于骑兵作战的马镫实物被广泛发现则是在公元477年左右，但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标准硬质马镫在中国真正使用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马镫大大减少了骑兵的训练成本与时间，也让他们更不易在战斗与冲击中从马背上跌落，并能更为充分利用马匹冲锋所产生的巨大动量带动骑兵武器，特别是骑矛来发动冲击。在冲击时，骑兵也更不易被反作用力所困扰。这使得骑兵，特别是重骑兵能更加频繁甚至放肆的发动冲锋。即使在面对严阵以待的步兵坚阵时，重骑兵的冲击方向也不仅像古典时代那样仅限于侧后方，有时候也会从正前方直接撕开对方的阵型。冲击过后，马镫也能让骑兵们更加安全的撤退，从而进行更加完善的中世纪时代那种冲击-撤离-再次冲击的重骑兵典型战术。另外，马镫也带来了骑手的更大平衡，使得骑兵可以更为方便的，甚至是在骑兵奔驰时，解放双手在马背上战斗。诸如同时使用刀剑与盾牌，或双手持握重型长骑矛作战，这些动作虽然经过严格训练的无马镫骑兵也可以做到，但马镫让这一切变得自如与容易得多。马镫结合当时中国骑兵其他诸多技术进步，自然会产生更具可怕威力的效果。在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时代，中国的全身马铠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全具装重骑兵出现了。而且之前的半身马铠在中国重骑兵的应用则已经非常广泛。根据记载，“五胡乱华”刚开始的阶段，公元312年羯人石勒击败西晋与鲜卑联军，“缴获了五千具马铠”，只是还不清楚这些马铠中有多少是全身马铠。从记载来看，这批马铠应该都是鲜卑军队的，这也印证了鲜卑人更倾向于具装骑兵作战。同时“五胡乱华”时代，游牧民族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新的良马种群，这些强壮的坐骑可以负担较为沉重的马铠，这也为全具装骑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即使在北魏已经转入定居农耕的孝文帝时代，骑兵的物资储备依然得到重视与良好的贯彻。仅在河南位于黄河附近的牧场里，就饲养着战马100000匹。所以到了北魏时期，使用马镫、乘坐全具装战马的具装重骑兵更成为其军队的核心。在西方，公元6世纪，到达东欧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成功的击败了日耳曼民族的皮格德人，并征服了当地林立的诸斯拉夫部落。之后，他们趁当时的突厥人也因分裂而无暇西顾，建立了强大的阿瓦尔汗国。再之后，阿瓦尔人驱使他们统治的斯拉夫人，一同不断进犯拜占庭帝国。虽然他们之前的大部分进犯是失败的，但在7世纪初，阿瓦尔人趁拜占庭内乱之际，一直深入巴尔干南部。虽然游牧性质的阿瓦尔人无法攻陷大城市，但是他们的大肆劫掠，依然造成了经济的巨大损失。且就如同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结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萨珊帝国也同阿瓦尔人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抗罗马人。但罗马人并未因为与阿瓦尔人的敌对关系而拒绝其技术的引入。阿瓦尔人最让拜占庭骑兵收益的技术就是来自东方的马镫。事实上，由于拜占庭重骑兵装甲更重，更偏重于突击战术，普及马镫的拜占庭重骑兵能更稳定的驾乘战马冲锋，并能在冲刺与肉搏中，更平衡的使用大的防护盾牌、骑矛与剑来厮杀。因此比起游牧民族阿瓦尔人，马镫的普及让罗马人收益较阿瓦尔人更大。这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罗马骑兵的训练速度并降低训练成本。586年的索拉孔会战是一场几乎全部由骑兵参与的会战。以其作为样本可以发现，这个时代，因为马镫的出现，之前萨珊重骑兵面对拜占庭重骑兵微弱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了。战斗一开始，右翼拜占庭重骑兵就突破了波斯人的左翼，如果不是部分骑兵去攻击波斯辎重队的话，胜利可能更早些到来，因为波斯的右翼同样也被拜占庭左翼突破。在中央阵线，拜占庭下马重骑兵竟然如重步兵一样组成盾墙抵挡住波斯骑兵，而背后下马骑射手则倾射箭雨，充分展示了“双重重骑兵”多用途作战的优势。因此，莫里斯皇帝在《战略》中描述过拜占庭骑兵下马的战术：“有可能骑兵发现自己由于不利的地形，或处于危险的状况，或是一次在战斗中的失败处于危险的形势，而变得非常紧张。那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举起盾牌，并且步行列阵。如果周围有重步兵保护的话，而丢失了盾牌的骑兵，甚至可以拿重步兵的盾牌”。（步兵：那我们……）从索拉孔会战也可以看出，莫里斯对于当时萨珊军队的评价是客观的，“在无障碍平坦的地形下，我们的枪骑兵发起冲锋，并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都会让波斯人困扰。”可以说，在这个时代，两大骑兵强国的实力对比，优势完全在罗马人一面。这和拜占庭军队骑兵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是分不开的。这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中，当然包括马镫。 2024-11-22 1楼 回复 (0)
当然是马镫！
英国科技史学家怀特认为，“很少有发明像马镫这样简单，却具有如此重大的历史意义，马镫把畜力应用在短兵相接之中，让骑兵与马结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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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意义上马镫的产生与普及，并非出现在骑兵战术与装备相对最先进的东南欧、西亚或中亚地区，而是在东方的中国，或是在其北方的少数民族中，或是在其中原地区。
也本四线建头期给至叫须周消。
沉沦的西晋王朝几乎出现了西罗马帝国末期非常相似的状况——先是王朝真正具备战斗力的军人逐步被各“蛮族”士兵所取代，然后在内乱中崩溃，让各游牧民族潮水般地入主中原。各游牧民族为了争夺霸主地位也互相攻杀，无节制的战争与屠杀在这一个阶段里几乎没有停歇。中国无论是经济与人口，都遭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损失，这是一个真正毁灭的时代。
可面三合重此革总长接口器，济联商感克精。
不过作为中国尤为幸运的是，依据江南的东晋王朝，从西晋王朝的堕落状态下脱离，在南方站稳脚跟。通过长时期稳定的南朝演变，他们继续保存并输出着中国文化根基。而北方游牧民族混战中的最终胜利者——鲜卑拓跋氏北魏王朝也进行汉化，实现了民族融合。由于北魏王朝广阔的视野，也带来了生机勃勃的新文化习俗，甚至一直影响到南方的南朝。这些变化也使中华文化转型，并重新向外关注和影响这个世界的运转。这直接带来技术文化上新的革新，走向6-8世纪真正的涅磐重生。
这个时代的历史记录也是较为混乱的，战争的过程与参与人数往往充斥着自相矛盾和春秋笔法。因此“五胡乱华”时代各游牧民族细致的军事状态，已经很难理清。但至少在北魏时期，由于绘画与雕刻艺术发展，加上墓葬中出土的文物，我们可以从另一方面来接近历史的真相，发现东晋与北魏时代中国重骑兵的巨大发展。
在诸多变化中，马镫肯定是最重要的，最早发现的成对标准马镫是公元322年左右中国晋代时代的南京（建康）附近—一件装着双镫的陶马，至于双镫实物最早的发现是在5世纪初辽宁省北票市墓葬中的铜马镫。而使用于骑兵作战的马镫实物被广泛发现则是在公元477年左右，但是大部分历史学家认为，标准硬质马镫在中国真正使用的时间要比这早得多。
马镫大大减少了骑兵的训练成本与时间，也让他们更不易在战斗与冲击中从马背上跌落，并能更为充分利用马匹冲锋所产生的巨大动量带动骑兵武器，特别是骑矛来发动冲击。在冲击时，骑兵也更不易被反作用力所困扰。这使得骑兵，特别是重骑兵能更加频繁甚至放肆的发动冲锋。即使在面对严阵以待的步兵坚阵时，重骑兵的冲击方向也不仅像古典时代那样仅限于侧后方，有时候也会从正前方直接撕开对方的阵型。冲击过后，马镫也能让骑兵们更加安全的撤退，从而进行更加完善的中世纪时代那种冲击-撤离-再次冲击的重骑兵典型战术。
另外，马镫也带来了骑手的更大平衡，使得骑兵可以更为方便的，甚至是在骑兵奔驰时，解放双手在马背上战斗。诸如同时使用刀剑与盾牌，或双手持握重型长骑矛作战，这些动作虽然经过严格训练的无马镫骑兵也可以做到，但马镫让这一切变得自如与容易得多。
马镫结合当时中国骑兵其他诸多技术进步，自然会产生更具可怕威力的效果。在公元4世纪，西晋末年时代，中国的全身马铠已经开始出现，也就是说，中国的全具装重骑兵出现了。而且之前的半身马铠在中国重骑兵的应用则已经非常广泛。
根据记载，“五胡乱华”刚开始的阶段，公元312年羯人石勒击败西晋与鲜卑联军，“缴获了五千具马铠”，只是还不清楚这些马铠中有多少是全身马铠。从记载来看，这批马铠应该都是鲜卑军队的，这也印证了鲜卑人更倾向于具装骑兵作战。同时“五胡乱华”时代，游牧民族为中国北方带来了新的良马种群，这些强壮的坐骑可以负担较为沉重的马铠，这也为全具装骑兵的广泛使用奠定了基础。即使在北魏已经转入定居农耕的孝文帝时代，骑兵的物资储备依然得到重视与良好的贯彻。仅在河南位于黄河附近的牧场里，就饲养着战马100000匹。所以到了北魏时期，使用马镫、乘坐全具装战马的具装重骑兵更成为其军队的核心。
在西方，公元6世纪，到达东欧潘诺尼亚的阿瓦尔人成功的击败了日耳曼民族的皮格德人，并征服了当地林立的诸斯拉夫部落。之后，他们趁当时的突厥人也因分裂而无暇西顾，建立了强大的阿瓦尔汗国。再之后，阿瓦尔人驱使他们统治的斯拉夫人，一同不断进犯拜占庭帝国。虽然他们之前的大部分进犯是失败的，但在7世纪初，阿瓦尔人趁拜占庭内乱之际，一直深入巴尔干南部。虽然游牧性质的阿瓦尔人无法攻陷大城市，但是他们的大肆劫掠，依然造成了经济的巨大损失。且就如同突厥汗国与拜占庭帝国结盟，“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萨珊帝国也同阿瓦尔人结成军事同盟，共同对抗罗马人。
但罗马人并未因为与阿瓦尔人的敌对关系而拒绝其技术的引入。阿瓦尔人最让拜占庭骑兵收益的技术就是来自东方的马镫。事实上，由于拜占庭重骑兵装甲更重，更偏重于突击战术，普及马镫的拜占庭重骑兵能更稳定的驾乘战马冲锋，并能在冲刺与肉搏中，更平衡的使用大的防护盾牌、骑矛与剑来厮杀。因此比起游牧民族阿瓦尔人，马镫的普及让罗马人收益较阿瓦尔人更大。这同时也大大提高了罗马骑兵的训练速度并降低训练成本。
586年的索拉孔会战是一场几乎全部由骑兵参与的会战。以其作为样本可以发现，这个时代，因为马镫的出现，之前萨珊重骑兵面对拜占庭重骑兵微弱优势已经荡然无存了。战斗一开始，右翼拜占庭重骑兵就突破了波斯人的左翼，如果不是部分骑兵去攻击波斯辎重队的话，胜利可能更早些到来，因为波斯的右翼同样也被拜占庭左翼突破。在中央阵线，拜占庭下马重骑兵竟然如重步兵一样组成盾墙抵挡住波斯骑兵，而背后下马骑射手则倾射箭雨，充分展示了“双重重骑兵”多用途作战的优势。因此，莫里斯皇帝在《战略》中描述过拜占庭骑兵下马的战术：“有可能骑兵发现自己由于不利的地形，或处于危险的状况，或是一次在战斗中的失败处于危险的形势，而变得非常紧张。那么他们中的一些人可以举起盾牌，并且步行列阵。如果周围有重步兵保护的话，而丢失了盾牌的骑兵，甚至可以拿重步兵的盾牌”。（步兵：那我们……）
从索拉孔会战也可以看出，莫里斯对于当时萨珊军队的评价是客观的，“在无障碍平坦的地形下，我们的枪骑兵发起冲锋，并进行面对面的肉搏战，都会让波斯人困扰。”可以说，在这个时代，两大骑兵强国的实力对比，优势完全在罗马人一面。这和拜占庭军队骑兵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是分不开的。这一系列重要的改革中，当然包括马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