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事要从汉军的燕然山之败说起。征和二年（公元前91年），匈奴入侵上谷、五原，杀掠吏民，接着又入侵五原、酒泉，杀死两部都尉，气势咄咄逼人。面对匈奴的进犯，汉武帝不顾巫蛊之乱后政局不稳的现实，决定以一次更大规模的攻势来粉碎匈奴的入侵，并重新振作民心士气。朝中的方士、史官、星象师也纷纷迎合他的需要，声称：“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并占卜说李广利为主帅最吉利。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三月，汉军分作三路出击匈奴：李广利率军七万人出五原，御史大夫商丘成率军三万余人出西河，重合侯莽通率领四万骑出酒泉千余里，为了防止车师拦截莽通，汉武帝还命令成娩率领楼兰等六国军队攻击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单于听说汉军大举出动，便将辎重都都运送到赵信城北的郅居水（今蒙古国北部色楞格河），左贤王驱赶其人民渡过余吾水六七百里，居兜衔山，单于自己带领精兵在姑且水（今蒙古国北部图音河）以西布阵。 商丘成部率军前进到邪径，没有发现匈奴大军，但回军途中匈奴派大将与李陵率三万余骑追击汉军，在浚稽山双方交战。经过九天的激战，汉兵突破匈奴部队的防线，杀伤大批匈奴兵。双方一路交战到蒲奴水（今名翁金河），匈奴军损失惨重，被迫撤走。 莽通部率军到达天山，匈奴派大将偃渠与左右呼知王率领二万余骑邀击汉军。他们见汉兵强大，便连忙撤退，莽通率军不战而还。同时闿陵侯率领军队包围了车师，俘虏了其国王和臣民。李广利部是此战的主力，匈奴派右大都尉与卫律率五千骑在夫羊句山（范夫人城以西）峡谷邀击汉军，李广利派属国的胡人骑兵二千人与战，匈奴军大败，死伤数百人。汉军乘胜追击到范夫人城（今蒙古国达兰扎兰加德城西北），匈奴军望风而逃，不敢交战。战场形势向有利于汉军的方向发展时，汉朝内部却再次发生剧烈的政治变动。原因在于大军出征之前，李广利请与自己有姻亲关系的丞相刘屈氂（刘屈氂的儿子娶了李广利的女儿）上书请立昌邑王刘髆（李夫人的儿子，李广利的外甥）为太子。内者令郭穰告发刘屈氂的夫人以恶言诅咒武帝，李广利夫妻祭祀祈祷昌邑王为皇帝的罪行。汉武帝令廷尉前往调查，罪证确凿，刘屈氂夫妇都被处死，李广利的妻子儿女也被收押。李广利得知这一消息后，十分恐惧，其亲信胡亚夫劝说李广利投降匈奴以免与家人同遭不测。但李广利犹豫不决，既不愿率军撤回，也不愿投降匈奴，便率军北进郅居水，想以军功赎罪来拯救全家。到达郅居水后，匈奴军已经撤走，李广利不甘心，命令护军率领二万骑兵渡过郅居水。汉军终于搜寻到左贤王、左大将所率二万骑兵。匈奴与汉军合战一日，汉军杀死匈奴左大将，匈奴军损失惨重。但是汉军孤军深入匈奴腹地，主帅又冒险求功，全军已经处于危局之中。李广利的长史与决眭都尉煇渠侯认为李广利“怀异心，欲危众求功”,用数万汉军将士的生命来赌博。两人为了挽救汉军，图谋逮捕李广利，然后撤军。李广利得知后，杀死了长史，但汉军也因此更加士气低落、军心涣散。李广利不得不率军退回速邪乌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单于得知了汉军疲惫不堪的情形后，率领五万骑兵拦截李广利部，双方激战数日。匈奴命人在夜里在汉军前面挖掘深数尺的壕沟，切断其退路，随后发起猛攻，汉军溃败，李广利投降。燕然山之战是武帝在位时最后一次对匈奴大规模用兵，也是其一生中对匈作战最大的失败。连同两年前的天山之战、浚稽山之战的失败，汉军损失兵马十余万人，元气为之大伤，河南、河西、漠北三次大战连胜的大好局面为之逆转。败局的形成，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政治上来说，汉武帝连年对外用兵，穷奢靡、好鬼神、滥刑罚，导致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乃至出现流民数百万、农民起义连年不断的危局。汉朝以征兵制为主，士卒主要来自征发的农民，流民四起必然减少汉军的兵源，民间的苦难必然影响汉军的军心士气。其统治集团内部爆发的激烈内部斗争，最终酿成惨烈的内乱，不但军民死者数万人，太子、皇后、丞相、御史大夫等人死于非命，汉军的重要将领公孙贺、公孙敖、李广利等人也被卷入政治漩涡，或死于非命或被迫投降，都直接影响了战事。李广利部的覆灭更直接和朝廷内的党争有关。从经济上说，由于连年对外战争和上层尤其是皇帝的奢靡之风，汉朝文景之治积累的财富逐渐被耗尽。尽管武帝采取了一系列集中财权、聚敛财富的政策，但依旧难以阻止财力的下滑。财政困难反映在军事上最重要的体现就是战马的大量减少，造成汉军骑兵比例的下降，在机动性上重新被匈奴超越，李陵部的覆灭就和缺乏骑兵有直接关系。财力的下降也影响到了粮草供给和辎重运输，损害了汉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持续作战能力。从战术上说，汉武帝晚年的历次对匈作战都犯了兵力分散，缺乏协同配合的兵法大忌。这与卫、霍去世后汉军缺乏一位能统帅全军的主帅有关，也和武帝晚年猜忌大臣，不愿意向武将放权有关。李广利虽然有一定指挥才能，但缺乏卫青那样在军中的威望，其功绩和品质都不足以号令全军，其他将领对其并非心悦诚服，因此各位将领之间很难形成有效的配合。李陵不愿意给李广利做后援就是突出的例子。与之相比，匈奴在战争中逐渐熟悉了汉军的弱点，战前都将辎重妇孺安置到漠北以让士兵没有后顾之忧；战争中重用卫律、李陵等熟悉汉军情况的降将训练、指挥匈奴军队，发挥其优势；当汉军出击时隐藏部队避其锋芒或派出小股部队交战，待汉军疲惫或撤退时再出动骑兵穷追猛打；针对汉军分路出击的特点，重点攻击其一至两支，保持兵力优势，对其他汉军则采取回避态度。最关键的，到了武帝的晚年，这个中华帝国的第一个征服者时代已经耗尽了整个帝国的元气，无以为继了。首先，长期的对外战争虽然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但是却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历次对匈作战，出动了百万人次以上的兵力和数百万人次的民夫。武帝在位54年间，仅和匈奴处于战争的时间就长达44年，再加上对朝鲜、南越、闽越、西南夷、大宛的战争，可以说整个武帝时代一直处于战争状态。战争带来了巨大的伤亡，仅其大要者就有：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汉军四万骑兵出击匈奴，公孙敖损兵七千，李广万骑全军覆灭。元朔五年、六年（公元前124、123年）汉军十余万骑出击匈奴，损失士兵和马匹十余万。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卫青和霍去病各帅五万骑兵出击匈奴，损失骑兵战马数万。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赵破奴部两万骑兵覆灭。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李广利部回师中原，损失万人。天汉二年（公元前99年），李广利部三万骑出击匈奴，损失六七成，李陵部五千人仅四百生还。征和三年（公元前90年），李广利部七万骑兵惨败。其次，战争带来的直接消耗和间接损失，使文景时代遗留下来和武帝时代聚敛起来的财富化为乌有。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经营，国家和民间都很富裕：“国家亡事，非遇水旱，则民人给家足，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间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武帝上台后又一改休养生息政策，多管齐下，大兴敛财之术：收回郡国铸币权、禁绝私铸、新铸五铢钱；推行算緡和告緡，对富商征收重税甚至大规模没收财产；盐铁专卖，垄断盐铁之利；举办均输和平准，发展国营商业网络；大兴民垦和军垦，国家直接经营农业。由此，汉帝国聚敛起了巨额财富：“得民财物以亿计；奴婢以千万数；田，大县数百顷，小县百余顷；宅亦如之”。但是随着四十余年的战争，这些财富都化为乌有。如元朔二年筑造朔方城“转漕甚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并虚”。元朔五年，汉帝国仅犒赏斩捕首虏之士受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而汉军“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转漕之费不与焉”。元狩二年，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众来降，于是汉发车三万辆迎之。既至，受赏，赐及有功之士。是岁费凡百余巨万。再次，长期的战争和由此带来的繁重徭役和高额赋税，造成了大批民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早在昭帝时夏侯胜就说：“天下虚耗，百姓流离，物故者半。蝗虫大起，赤地数千里，或人民相食，畜积至今未复”，班固在昭帝本纪中也指责汉武帝“奢侈余敝师旅”，造成“海内虚耗，户口减半”。虽然这并不代表有一半人口因此死亡，很多是人口流亡导致户口锐减造成的。但据人口史学家的研究，文景时代汉朝保持了年均千分之七的增长率，到汉武帝亲政之初已经达到3600万人口，但是四十多年后，武帝晚年时人口却下降到3200万。在武帝在位54年中仅有7年保持正常增长，有21年低于正常增长，26年人口零增长或负增长。（参见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四，长期的战争和多欲政治造成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激化，武帝晚年不断发生血腥事件，连皇室子弟都死伤惨重。更有天子近臣侍中仆射莽河罗与弟重合侯通谋造反的事件。武帝晚年死于非命的高层权贵就有：皇后一人：卫子夫太子一人：刘据公主二人：诸邑公主、阳石公主丞相二人：公孙贺、劉屈氂御史大夫三人：王卿、暴胜之、商丘成不堪重负的汉武大帝终于在他人生结束前两年， 开始了他一生中最后也是最重要的转型——这也是他最终区别于秦始皇的重要特征。征和四年（公元前89年），有司请求派遣士卒到轮台（天山南麓，塔里木盆地北缘）屯田。汉武帝没有同意，而且向天下公布了著名的轮台诏。诏书中回顾了车师之战，此战中汉军应西域诸国邀请出击车师，虽然大胜但是胜利后西域诸国无力供应汉军补给，而汉军自身携带的补给无法保证汉军回师。虽然朝廷也从酒泉派骆驼和驴负载食物出玉门迎接汉军，但是依旧有数千士兵饿死于道上。此次战役，士兵从河西走廊征伐，道路尚不算很远，但已经损失惨重，而轮台又在车师千里之外更难以久持。接着汉武帝又承认由于自己的失误，“朕之不明”，造成李广利军队惨败，“军士死略离散”，让一向刚愎自用的刘彻也感觉“悲痛常在朕心”。所以刘彻不仅认为“今请远田轮台，欲起亭隧，是扰劳天下”，而且否决了大臣要求人均增加赋税三十钱帮助边防（“欲益民赋三十助边用”）的建议，指责这是“重困老弱孤独”。他还否决了大鸿胪招募死士护送匈奴使节回国趁机刺杀单于（“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赏以报忿”）的建议，指出这不仅有违道义，也无法成功（“匈奴得汉降者，常提掖搜索，问以所闻”）。汉武帝在诏书中还承认国家已经民困国乏，连边防军官也强迫士卒捕猎野兽卖皮肉谋生，边防士卒困苦而烽火匮乏、箭矢不足。尽管自负的汉武帝在诏书中依旧不愿承认主要责任在自己，依旧将责任归于卜算不利（公军方士、太史治星望气，及太卜龟蓍，皆以为吉，匈奴必破，时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将，于鬴山必克。”卦诸将，贰师最吉）、众臣附和（以缚马书遍视丞相、御史、二千石、诸大夫、郎为文学者，乃至郡属国都尉成忠、赵破奴等。皆以“虏自缚其马，不祥甚哉！”或以为“欲以见强，夫不足者视人有余。”）和匈奴巫师作祟（闻汉军当来，匈奴使巫埋羊牛所出诸道及水上以诅军。单于遗天子马裘，常使巫祝之。缚马者，诅军事也。”又卜“汉军一将不吉”。匈奴常言：“汉极大，然不能饥渴，失一狼，走千羊。”）完全回避了由于自己刚愎自用、举措失当，而导致汉军惨败的事实。但是他终究承认了“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表示今后不会再伤害百姓、靡费天下：“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会在整备国防的同时与民休息、宽政务农：“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以补缺，毋乏武备”。尽管轮台诏发布后不过两年武帝就与世长辞，因此举措并不多，但是汉朝内外政策的转变终究由此开始。第一、任命敢于为废太子刘据上书鸣冤的田千秋为丞相，封为“富民侯”。按照西汉惯例，列侯封号皆为地名，以表示其封地。汉朝并无富民县的设置，富民的封号寓意“思富养民”。虽然田千秋年事已高，既没有突出的才能，也缺乏功劳资历，以至于曾被匈奴轻视（“苟如是，汉置丞相，非用贤也，妄一男子上书即得之矣”）。但是他为人敦厚而睿智，多次劝谏汉武帝“施恩惠，缓刑罚”，由他执政本身就代表了武帝时期多欲政治的转变。第二、下诏“方今之务，在于力农”，任命农学大家赵过为搜粟都尉。赵过改进推广了代田法，使田地能轮流得到休耕，恢复肥力。又发明了二牛三人法，大力推广牛耕，发明了播种用的耧车，使亩产增加一石到两石。由大司农组织能工巧匠加以制造，由各地太守分发给各地县令县长、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从三辅开始，逐渐推广到边城、河东、弘农、太常等地。此举让粮食产量大为增加，民众的生活颇有改善。第三、对外关系方面，汉武帝不仅驳回了桑弘羊等人提出的有关轮台屯田和增赋助边的奏请，不同意派刺客刺杀单于，而且不再大规模的出兵攻打匈奴“自贰师没后，汉新失大将军士卒数万人，不复出兵”。此时的匈奴虽然在外交来往中骄横一时，提出了很苛刻的条件，并扣押了汉朝使节。但是由于之前二十多年匈奴已经遭到汉朝重创：“汉兵深入穷追二十余年，匈奴孕重惰殰，罢极苦之”，所以匈奴也不得不停止大规模入侵，寻求和亲的机会。后元二年二月丁卯（公元前87年3月29日），七十岁的刘彻结束了他饱受争议却注定名垂青史的一生，驾崩于五柞宫，入殡于未央宫前殿。他的雄才伟略，他的远大抱负，他的高傲冷酷，他的阴谋权术，他的残忍暴虐，他的刚愎自负，两千年来一直是无法抹灭的历史记忆。他临终的岁月一定是寂寞的，因为那些他一生中经历的那么多亲人、文臣、武将、妻妾、子女和敌人：刘启、刘武、窦漪房、刘嫖、刘荣、田蚡、窦婴、公孙弘、韩安国、张汤、主父偃、卫青、霍去病、公孙贺、李广、李陵、赵破奴、陈阿娇、卫子夫、李夫人、王夫人、赵婕妤、刘据、刘弘、刘安、军臣、伊稚斜、乌维、乌师庐、呴犁湖、且鞮侯、狐鹿姑、吕嘉、卫右渠、余善、毋寡都已经一个个离他而去，只有他一个人面对空茫和死寂。但无论如何，他身后留下了一个庞大的帝国，一个以汉为名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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