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邀！要想解决一切问题，其实要从根源入手。因此要想对付游牧民族骑兵，就要想游牧骑兵的基础和优势是什么？答案很明显：战马！其实直到上个世纪，战马依然是重要战略资源之一。纳粹德国就拥有包括第一骑兵师，第8弗洛里安.盖尔骑兵师在内的多个骑兵师。战马给骑兵部队带来的速度优势是毋庸置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使用阿拉伯诺曼马的法国骑兵的大部队（营团规模）一天能走40公里，小部队（联排规模）能走60公里左右。而当时的步兵部队行军的标准是一天24公里，急行军为40公里。法军骑兵的行进方式上主要分为5种：常步、速步、跑步、快跑步和袭步。速度分别是：一分钟100米、220米、320米、420米；袭步则是以马的全速来跑。跑步、快跑步和袭步主要用于急行军和快速袭击，而且只能维持很短的时间。骑兵长途行军时，一般只采用常步和速步，大概速度就是6千米/小时-13.2千米/小时。而制约近现代骑兵机动力的主要因素是后勤。因为战马和人一样，都得吃东西，马在自然条件下，可以一整天都吃草。但作战状态下不可能让战马一整天光吃草不打仗，这必须让战马在短时间内摄取营养。而且进食时战马要停住，因为饲料是包含大麦、燕麦、高粱、大豆、小麦、干草、蒿和食盐的精饲料。这样的干料，战马边走边吃会呛到。因此，近现代骑兵部队，每天行军一般5～6小时。战斗状态中，法军战马大麦的平均定量是4800克/马/日。如果战斗持续7天，就需要33.6千克大麦。这会大大加大战马的负荷，因此近现代骑兵持续行军作战一般不会超过一周。但这个限制对于古典时代的游牧帝国军队来说却不是问题。因为游牧帝国所最不缺的就是战马。从某种角度上说，游牧帝国是由战马所承载的。中国台湾地区的著名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王明珂先生，在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曾多次到内蒙古及四川进行蒙古族、藏族游牧经济考察和历史田野研究。根据他的考察和研究，马在游牧民族的文化中有着极其特殊的地位，比如在蒙古社会中马是最尊贵的牲畜。在所有被人类驯养的动物中，除了狗以外，马应是与人类关系最亲密的动物了。马对主人驯服、效忠，据动物行为研究者称，这与马群中的马儿们服从领头雄马之习性有关。嘛被广泛用于各种类型的游牧中，作为载物、交通以及牧者坐骑之用，马奶也可作为乳品以供食用。然而马被大量牧养主要还是在欧亚草原，这也是马最原始的栖息地，以及它们最早被人们驯养的地方。不过对于游牧经济来说，马并不是一种很经济的动物。马的胃只有单胃室，对食物的消化利用不如牛、羊等有反刍胃的动物那样彻底，因此它们消耗草食不甚经济。它们的肉、乳产量与生殖率也不如牛羊。但在大多数游牧社会中，马的肉与乳并非它们被牧养的主要目的。比如马与羊在欧亚草原游牧中有密切的共生关系。马在冬季能踢破冰层，得到冰下的牧草，而羊吃草比马接近草根，这样羊能啃食冰层下马吃过的草。另外，据研究，内蒙古地区一个徒步的牧人可照管150-200头羊，但一个骑马的牧人则能控制约500头羊；两个骑马牧人合作，可放牧高达2000头的羊群。更不用说在没有汽车摩托、电话的时代，马卓越的移动力让牧人能利用更广大的、更远方的草场资源，可以帮助牧人沟通讯息，并让牧人快速远离危机。因此对于牧人来说，养马已超越“经济”考虑，而蕴含更多的社会文化意涵与情感——它们被牧民视为忠诚的朋友与伴侣，以及社会身份地位的象征。王明珂先生曾问一位蒙古朋友，为何许多蒙古牧人所养的马远超过其生计所需。对此那个牧民的回答十分有趣，“若没有几十上百匹马，出门时就不容易选到一匹宜于乘骑的马”(一个丈夫或能因此体会，为何他太太的衣橱中会有那么多的衣服)。又比如根据前苏联学者的统计，在20 世纪之前，在草原游牧的哈萨克牧民，每一家约有15—30匹马，最富有的可达3000 匹马。以此类推，牧人的军队最大的优势就是以一人多马为常态，能够破解近代骑兵部队受限于后勤的瓶颈。比如宋代时，辽军每正军一人，就要备马三匹，其中一匹为战马，以供临阵冲锋交战时骑乘，另二匹为备用马，供平时行军时骑乘。《辽史·兵卫志》“未遇大敌，不乘战马；侯近敌师，乘新羁马，蹄有馀力”。每一名正军还配有二名管后勤的家丁随军从征，此二人也各有一匹马为坐骑。因而，辽军每一战斗单位(一名正军二名家丁)，要自备五匹马。而这种军马资源上的优势，被蒙古帝国发挥到了极致。根据《蒙古族古代战争史》的统计，“（蒙古骑兵）从扬子江北岸至保加尔边境，部队集结都是在2至3个月完成的。这样部队每天平均行军速度达到90至95公里。它的突击：攻占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5天时间，每天的平均速度达到85至90公里；攻占南俄罗斯，只用了2个月零10天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5到60公里；攻占匈亚利和波兰，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每天进攻速度达到58到62公里。”当然这样高强度，不计成本的快速行军，是以战马的大量损耗作为代价的。1252 年9月，忽必烈与将领兀良合台等率军十万人，迂回数千里，远征大理。中国蒙元史研究著名学者方龄贵教授曾经考证，忽必烈在这次远征中，光战马就损失了将近四十万匹。“关于忽必烈大理行军艰险的情状，《元史》所载不多，惟《牧庵集》卷一七《光禄大夫平章政事商议陕西等处行中书省事赠恭勤竭力功臣仪同三司太保封雍国公谥忠贞贺公神道碑》中有较具体的描写，节录如下：公(贺仁杰)由是人备宿卫，经吐蕃曼沱，涉大泸水，入不毛瘴喘沮泽之乡，深林盲壑，绝崖狭蹊，马相縻以颠死，万里而至大理。归由来涂，前行者雪三尺，后至及丈，峻阪踏冰为梯，卫士多徒行，有远至千里外者。比饮至略畔，最诸军亡失马几四十万匹。”不过这种巨大的损耗对于游牧帝国来说，根本不会伤筋动骨。比如宋代辽道宗年间，“以牧马蕃息，多至百万”。至天祚朝，尽管“累与金(女真)战。番汉战马损十六七”，但仍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辽亡后，除被女真掠得外，塞外尚有马数十万匹，被西迁的耶律大石所得。历史上第一个游牧帝国，匈奴帝国也是如此。如: 公元前127 年,“卫青复出云中以西至陇西,，击胡之楼烦、白羊王于河南，得胡首虏数千, 牛羊百余万。”公元前 71 年,“校尉常惠与乌孙兵至右谷蠡庭，虏马、牛、羊、驴、骡、橐驼七十余万。”公元 89 年, 窦宪破北匈奴单于于私渠革是海,“获生口马牛羊橐驼百馀万头。”公元134 年，“车师后部司马率加特奴等千五百人, 掩击北匈奴于阊吾陆谷, 获牛、羊十余万头。”以上仅一个地区的一次战役俘获数量, 就已十余万，甚至上百万。又比如由汉朝投降匈奴的卫律被匈奴人封为丁灵王, 他的家畜规模之大被形容为“马畜弥山”, 其牲畜之多以山量谷记。由此可见当时匈奴畜牧业的“土豪”程度。那么，普通匈奴人到底拥有多少牲畜呢？经过前苏联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的研究。匈奴每人平均拥有的牲畜数，与1918年蒙古牧民所拥有的牲畜数值几乎相同。而在20世纪初，一个五口的蒙古家庭需要14匹马、3匹骆驼、13头牛、90头羊才能生活。我们以前说过，在匈奴时代，这样的一个五口之家，被算作一“帐”，要提供至少一名骑兵。由此可见，普通的匈奴骑兵就能实现一人五马的“土豪”配置。游牧骑兵所骑乘的主力是蒙古马。现在这种古老的草原马种依然驰骋于内蒙古草原上。蒙古马普遍肩高为“13掌”，也就是1米3左右。蒙古马外形体质结实、粗糙，平均体重在300到350公斤。蒙古马的特征是头大、额宽，鼻粱平直，耳小直立。颈短厚，背腰平直，臀部短斜，肩短而较立。腹部大，四肢粗壮直立，关节强韧，肌腱发达，蹄质坚实，鬃毛长密。内蒙古牧业系统曾对蒙古马进行过统一测算，普遍驮载在100公斤以上，最大拉车挽力可达300公斤。骑乘速度：1600米，2分22秒；2000米，5分钟左右；一万米不到十五分钟，8小时可走60公里；优良品种可每小时前进13—15公里，日行150公里。相比之下人的速度就差多了。1500米世界纪录是3分26秒00，2000米是4分49秒99，一万米26分17秒53。但这些长跑记录，是在绝对轻负荷状态下。善于步行行军的解放军，5公里武装负重越野，20分钟就已经是优秀成绩，而且一般不考虑跑完立即投入激烈的肉搏作战。由此可见，一人五马的游牧骑兵在那个没有电报和汽车的时代，拥有着情报传输和机动力上的绝对优势。这使得游牧骑兵能够快速绕过汉军防线，袭击毫无保护的和平居民，然后在大批中原王朝军队赶来前撤退。如果中原王朝军队追击，游牧骑兵就会利用机动上的优势，不与中原王朝军队正面作战，或偷袭、或袭扰，或快速调集优势兵力合围中原王朝军队。甚至游牧骑兵只需不断引诱中原王朝军队追击，然后将其引入大漠，使其迷路，靠饥饿和干渴来解决敌人。就像法国历史学家勒内·格鲁塞在他的《草原帝国》里写道：“（匈奴）会出其不意地出现在耕地边缘，侵袭人畜和抢劫财产，然后在任何还击可能来到之前带着战利品溜走。当他们被追赶时，他们的战术是引诱中国军队深入大戈壁滩或是草原荒凉之地，然后在自己不遭埋伏的情况下，以雷雨般的箭攻击追赶者，直到他们的敌人被拖垮，被饥渴弄得精疲力竭，他们才一举而消灭之。由于他们的骑兵的机动性以及他们的弓箭技术，这些方法相当有效。”那么，要如何破解游牧骑兵的战马优势呢？首先，我们要注意到游牧经济另一个突出的特点：生存环境险恶，经济循环极其脆弱，无法形成积累。游牧经济对自然环境依赖极大。草场牧草的状况，如生长、产量、营养物质动态等都受到自然环境的制约和影响。气温、水分、土壤墒情决定着草场牧草的高度、盖度，也就决定着草场的载畜量。大草原地区又是影响东亚的寒流策源地，干旱、低温等等自然灾害多发。现在中国北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有万贯，带毛不算。”一场大雪、一场干旱，也就是牧民常说的“白灾”和“黑灾”。瞬间就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牧人都变成乞丐。更为凄惨的是，雪灾情况下运输断绝，同时需要牧人尽快转移，所以倒毙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带走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动物。这种情况到了抗灾防灾手段科学化，饲养方式较为先进现代，也是牧人生活的最大困扰。“1961年至1965年，内蒙古各地连续干旱，其中1961年锡盟200万头牲畜受灾；1962年巴盟220万头牲畜受灾；1963年内蒙古西部三个牧业旗受灾牲畜达201.6万头；1965年全区普遍受灾，旱象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广……锡盟受灾牲畜409万头。”——《内蒙古民政厅关于1965年受灾情况的报告》。1968年、1977年内蒙古连续发生两次巨大雪灾，牲畜死亡率均在40%以上，1977年那次雪灾，松根山一带移场过冬的14万头牲畜灾后仅剩1.6万头。——《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1980年内蒙古又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低温和干旱，牧草生长期减少3/5，一些地方冬春牲畜死亡率竟达90%，受灾牲畜达总数一半约1900万头。——《内蒙古水利厅1980年抗旱工作总结》时至今日，偶尔还能听到蒙古国因为雪灾而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新闻。其次，虽然游牧骑兵迅捷如风，但游牧帝国赖以生存的牛羊却移动缓慢，而且需要大量的草场和水源才能生存。特别是对于牧人来说，初春是最艰苦，最不易迁徙的时刻。所以汉帝国对付匈奴人的政策在军事上是很有成效的。即汉军集中在春季发动攻击，迫使匈奴人要么在这个不适应聚集和迁徙的季节里，赶着牲畜逃避汉帝国的打击；或者集中起来对汉帝国进行对抗。于是，猎人变成了猎物。不管匈奴是回身决战，还是转身逃避，都要付出远比汉帝国惨重的损失。我们在历史书上看到只是汉军取得的匈奴首级数和俘获人畜的数量而已。实际上，汉军这种春季攻击，所造成的匈奴人畜损失则远大于此。另一方面，汉帝国修筑长城和一系列边境要塞。长城其实并不只是一道墙而已。它是一个由前方烽燧堡垒，长城边墙，以及后方屯兵要塞共同组成的防御体系。前方烽燧堡垒，能够对匈奴的袭扰，赢得宝贵的预警时间。长城边墙则阻断了匈奴小部队的袭扰和侦查。后方屯兵要塞，则能够根据前方情报，及时对匈奴的侵扰进行反击。这就使得匈奴骑兵失去了深入汉帝国边地城镇和集市进行劫掠的可能，自然也就无法得到进一步的物资和财富。这样，面对于越来越虚弱的匈奴帝国，原来那些臣服于匈奴帝国的游牧部落，也开始转身反叛。最终，公元91年，东汉帝国军队出塞五千多里，对北匈奴发动了最后一战。在金微山（今阿尔泰山）附近，东汉帝国的军队追上了逃亡的匈奴人。那一战，匈奴人自皇太后以下一千多名匈奴王族被俘，北匈奴单于仅以身免，甚至历史上都没有留下这个逃亡单于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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