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话题“晋灵公不君”是《左传》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但也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悬案。究竟赵盾和晋灵公之间孰是孰非？后世史家如司马迁认为，晋灵公小小年纪便生活奢侈，行为暴虐。因为厨师烹饪的熊掌不熟，灵公一怒之下将他杀死。运尸出宫的时候恰巧被首辅大臣赵盾看到。赵盾强谏灵公，导致君臣反目成仇，灵公最终被杀。但是仔细分析《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后，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戏说，晋灵公的死背后应该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个原因竟同晋国公室日益紧缩的钱袋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晋灵公决心对赵盾下杀手是在胥甲被放逐的一年以后。这个《左传》中的故事以往被人们习称为“晋灵公不君”。所谓“不君”，意思是晋灵公做国君没有个国君的样儿。赵盾看不过眼，屡次强谏。被激怒的灵公遂摆了一桌鸿门宴，埋伏甲兵，袭击赵盾。这是一段疑点重重的公案，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究竟哪件事儿成为了晋灵公与赵盾摊牌的导火索？《左传》载：晋灵公不君：①厚敛以雕墙；②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③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左传·宣公二年》《左传》描述“晋灵公不君”的时候说了三点：首先是加征赋税以满足公室开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历来讲究藏富于民。想当年，晋灵公的祖父晋文公甫登大位，便颁布了这样的施政措施：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国语·晋语四》对比晋文公的轻徭薄赋、以厚民生，晋灵公的日常用度似乎有些靡费。用度大了嘛，自然免不了加征赋税来填补亏空。灵公不君的第二个表现是举止轻浮，顽劣成性。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当鲁宣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的时候，晋灵公已经成人。但这个外表成人的国君骨子里却还是个巨婴。他还像小时候那样搓泥丸、打弹弓。《谷梁》和《公羊》两传甚至说晋灵公在羣臣上朝的时候拿弹弓射他们。要真是这个闹法儿，灵公确实太不像话。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到了该成熟的年龄却没有成熟的心性，那也就罢了。可晋灵公不是常人，他是手握生杀之权的一国之君，就像呲着牙的乳虎一样，举动伤人！《左传》说，只因为厨子烹饪的熊掌没熟透，晋灵公就一刀抹了他的脖子，将尸体往蒲筐里一扔，命宫女抬了出去。宫女们搬尸的时候正巧被赵盾撞上了，赵盾询问了这桩命案发生的原因，并对晋灵公的残暴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加征赋税、弹弓射人、虐杀厨师，上述三件事当中，究竟是哪一件促使赵盾强谏晋灵公，并激起了灵公的杀心？司马迁的选择是最后一件。《史记·赵世家》写道：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史记·赵世家》实话实说，对太史公的这个选择我不太理解。让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607年间，晋灵公与与赵盾摩擦升级并最终酿成火并的全过程：公元前612年，年仅15岁的晋灵公急于亲政，首次出席了在扈邑举行的诸侯会盟。从此，赵盾失去了代晋侯主盟的权力；两年之后的公元前610年，因宋国政变，宋昭公被弒，赵盾力主联军伐宋，惩治叛逆。晋灵公虽勉强同意派兵，却把中军元帅赵盾晾在一边，任命中军副将荀林父为联军统帅。最终，联军行动因晋灵公指使荀林父收受宋国贿赂而半途夭折；联军伐宋后，晋灵公再兴会盟于扈。会盟期间，他因怀疑郑国投楚而拒绝接见郑穆公。赵盾在未与灵公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与郑国达成了谅解协议；又过了两年，到公元前608年，赵盾一党的重要成员、下军副将胥甲遭到了晋灵公的放逐，理由是6年前他跟随赵盾参加河曲之战时指挥失当，葬送了晋军的胜利。从以上罗列的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607年的这5年间，晋灵公从外交到内政，在各个领域与赵盾展开了全面的权力角逐，攻势咄咄逼人。反观赵盾一方，则似乎隐忍克制更胜于针锋相对。连胥甲这么重要的亲信被放逐，赵盾都没有出面力保，他又怎会因为一个厨子，就轻率地跟晋灵公撕破脸皮呢？因此，《左传》所载“晋灵公不君”的三件事中，不太可能是虐杀厨师一事激起了晋灵公与赵盾的冲突。在这三件事情中，最有可能造成双方火并的，我认为该是第一件，即加征赋税。之所以跟太史公做出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我发现在晋灵公这几年的执政经历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不变的主旋律：灵公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捞偏财。第一次扈之盟时，对齐国侵略鲁国的非法行为，晋国原准备进行讨伐，但最终晋灵公收了齐国的贿赂，伐齐不了了之；第二次扈之盟前，宋昭公被弒，晋国联军讨逆，又是叛乱上台的宋文公向晋襄公行贿，终止了晋国的军事行动。这两次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半途而废，毋宁说晋灵公的真实目的就是借着盟主的身份向外国诸侯敲竹杠、榨油水——打从一开始，他就是冲着贿金去的。收了外国人的贿金仍然不敷所用，于是转回头来又扒本国人的皮：加征赋税。羊毛出在羊身上，晋国势力最大、田产最多的赵氏家族因此成了诸家贵族中损失最惨重的一家，于是双方矛盾便激化了。那么问题来了：堂堂一国之君，晋灵公怎么会这么缺钱，以至于他不顾体统、不择手段的疯狂敛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公元前645年晋国颁布的一项重要田产法令“作爰田”说起。在这道法令发布以前，晋国公室所占有的田产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公邑之田，也就是由国君直接控制的属县中的田产；另一部分则是助耕之田，也就是在各家贵族的采邑内划出一定数量的公田，由采邑贵族督率采地的“野人”助耕，并将收获上交公室。当年，因为晋文公的前任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军俘虏，为了争取国内贵族的支持，重振晋国的士气，晋惠公的亲信大臣吕甥矫诏颁布了“作爰田”令。宣布将各家贵族采邑内助耕的公田赏赐给他们，造成了公室田产的第一次流失。晋惠公薨逝，晋文公执政，为了酬报从龙建功的大臣们，又将直接隶属于公室的部分县邑封赐给他们，原、温等县邑先后变成了先氏、阳氏等贵族的采邑，由此造成公室田产的第二次流失。两次萎缩过后，公室田产的收入已经支撑不起国君的日常开销了，于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3年颁布“被庐之法”，其中规定：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公食贡”，意味着此时晋君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再是公室田产的农获而是采邑贵族上缴的贡赋。晋文公、晋襄公父子谢世之后，灵公年幼，赵盾专政，卿族势力的膨胀导致了田产争夺的日益加剧。《左传》载：夷之搜，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故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左传·文公八年传》先氏是赵氏最亲密的盟友。先轸之孙、先且居之子先克本是赵盾上位中军元帅的重要推手。赵盾执政，反哺先氏，超擢先克为中军副将。而先克升官儿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夺大夫蒯得位于堇阴的田产。先克的发迹以及发迹后的所作所为揭示了晋国政坛的这条规律：即政治上的得势与经济上的得利，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贵族一旦得势，就大片大片地兼并田产，扩大采邑。这不但极易引发贵族之间的冲突，甚至君臣关系的恶化也往往导源于此。晋灵公被弒的34年后，晋国又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弒君案件。被弒的晋厉公正是因为要削夺旧贵族的田产，重组晋国的权力高层而遇害的：君（指晋厉公）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昵，杀三郄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于是乎国人不蠲，遂弑诸翼，葬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厉公之所以死者，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国语·晋语六》我们可以推想，在晋灵公尚未成年、君主权威尚未树立的情况下，不排除赵氏等执政贵族会借机侵蚀公室田产，上缴公室的贡赋也可能大幅缩水，由此导致公室用度不敷，逼得晋灵公不得不另辟财源，于是才有了两次扈之盟上的公然受贿。晋灵公受贿，损失的是晋国的国际声誉，赵盾可以忍；但加征赋税是直接拿刀子割赵家的肉，他就忍无可忍，这才造成了双方最终的反目。晋灵公伏击赵盾，赵盾被迫出逃。可他还没出国境，从弟赵穿就起兵作乱，将晋灵公杀死在了桃园。连赵盾都不愿意担弒君的恶名，为什么赵穿却愣头愣脑地冲了上来呢？《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中曾记载，公元前627年，因贵族先茅绝后，晋襄公收回了先氏采邑并将它转赐与大夫胥臣。这就是说，采邑贵族对公室封赐的田产并不具备完全的所有权。当采邑封主或绝后，或获罪，公室有权收回他名下的田产。赵盾出逃国外，一旦被晋灵公宣布为叛国者，赵氏家族的所有封邑田产都会因为叛国罪被公室没收。眼看着赵家人的饭碗子都要给人家砸了，急红了眼的赵穿也就顾不得君臣纲常，顶着弒君的污名将晋灵公一刀结果。《三国志·刘表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关中军阀张济因为缺粮，引兵入荆州抢掠，不幸为流矢毙命。各级属僚前来向荆州牧刘表祝贺大捷，刘表说：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晋灵公就像穷极无奈的张济，受贿、征赋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遗憾的是，《左传》的作者却不像刘表宽容张济那样体谅晋灵公。不但不加体谅，《左传》甚至径直将灵公描述成晋国霸权衰落的罪魁祸首：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元年传》“侈”这个考语，《左传》的作者后来还给过另外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楚王熊虔。很有意思，他不但与晋灵公共享史官的恶评，甚至死后还得了个与晋灵公一模一样的谥号：楚灵王。《左传》的所谓“侈”并不是指个人质量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是指这位政治人物无视周朝礼法制度的规定，肆意破坏周朝的封建格局。孔子欣赏的政治家郑子产说过：诸侯修盟，存小国也。——《左传·昭公十三年传》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一言以蔽之，曰争霸。所谓争霸，就是以新兴的诸侯霸主代替日渐式微的周天子来维护周朝封建格局的稳定，尤其是阻止大国对小国的过分侵削，保障小国的基本生存权力。楚灵王是春秋后期由争霸政治转向兼并政治的急先锋，因为汲汲于兼并弱国，所以被《左传》批评为“侈”。而晋灵公藉诸侯霸主之名公开索贿，拒绝为鲁、宋等弱国主持公道，因此也被《左传》批评为“侈”。《左传》这部书的历史观念深受孔子《春秋》的影响，而孔子又以继承周公礼治自任，所以《春秋》、《左传》在评价晋、楚两国元首的时候往往更多地着眼于他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至于两国内政的隐微变化和权力高层的暗流涌动则不甚注意，遂使得背负骂名的晋灵公直到今天也没能收获一个客观的评价。参考文献：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韩）李裕杓《西周王朝军事领导机制研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元诰《国语集解》 回复 钱飞昂用户 本期话题“晋灵公不君”是《左传》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但也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悬案。究竟赵盾和晋灵公之间孰是孰非？后世史家如司马迁认为，晋灵公小小年纪便生活奢侈，行为暴虐。因为厨师烹饪的熊掌不熟，灵公一怒之下将他杀死。运尸出宫的时候恰巧被首辅大臣赵盾看到。赵盾强谏灵公，导致君臣反目成仇，灵公最终被杀。但是仔细分析《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后，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戏说，晋灵公的死背后应该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个原因竟同晋国公室日益紧缩的钱袋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版权归芝士回技答网站或影原员作者所关其有起政原向命几据东世张广半酸属圆。不了而十体条级，据热联转林律斯。晋灵公决心对赵盾下杀手是在胥甲被放逐的一年以后。这个《左传》中的故事以往被人们习称为“晋灵公不君”。所谓“不君”，意思是晋灵公做国君没有个国君的样儿。赵盾看不过眼，屡次强谏。被激怒的灵公遂摆了一桌鸿门宴，埋伏甲兵，袭击赵盾。这是一段疑点重重的公案，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究竟哪件事儿成为了晋灵公与赵盾摊牌的导火索？《左传》载：晋灵公不君：①厚敛以雕墙；②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③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左传·宣公二年》《左传》描述“晋灵公不君”的时候说了三点：首先是加征赋税以满足公室开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历来讲究藏富于民。想当年，晋灵公的祖父晋文公甫登大位，便颁布了这样的施政措施：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国语·晋语四》对比晋文公的轻徭薄赋、以厚民生，晋灵公的日常用度似乎有些靡费。用度大了嘛，自然免不了加征赋税来填补亏空。灵公不君的第二个表现是举止轻浮，顽劣成性。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当鲁宣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的时候，晋灵公已经成人。但这个外表成人的国君骨子里却还是个巨婴。他还像小时候那样搓泥丸、打弹弓。《谷梁》和《公羊》两传甚至说晋灵公在羣臣上朝的时候拿弹弓射他们。要真是这个闹法儿，灵公确实太不像话。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到了该成熟的年龄却没有成熟的心性，那也就罢了。可晋灵公不是常人，他是手握生杀之权的一国之君，就像呲着牙的乳虎一样，举动伤人！《左传》说，只因为厨子烹饪的熊掌没熟透，晋灵公就一刀抹了他的脖子，将尸体往蒲筐里一扔，命宫女抬了出去。宫女们搬尸的时候正巧被赵盾撞上了，赵盾询问了这桩命案发生的原因，并对晋灵公的残暴表现出深深的忧虑。加征赋税、弹弓射人、虐杀厨师，上述三件事当中，究竟是哪一件促使赵盾强谏晋灵公，并激起了灵公的杀心？司马迁的选择是最后一件。《史记·赵世家》写道：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史记·赵世家》实话实说，对太史公的这个选择我不太理解。让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607年间，晋灵公与与赵盾摩擦升级并最终酿成火并的全过程：公元前612年，年仅15岁的晋灵公急于亲政，首次出席了在扈邑举行的诸侯会盟。从此，赵盾失去了代晋侯主盟的权力；两年之后的公元前610年，因宋国政变，宋昭公被弒，赵盾力主联军伐宋，惩治叛逆。晋灵公虽勉强同意派兵，却把中军元帅赵盾晾在一边，任命中军副将荀林父为联军统帅。最终，联军行动因晋灵公指使荀林父收受宋国贿赂而半途夭折；联军伐宋后，晋灵公再兴会盟于扈。会盟期间，他因怀疑郑国投楚而拒绝接见郑穆公。赵盾在未与灵公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与郑国达成了谅解协议；又过了两年，到公元前608年，赵盾一党的重要成员、下军副将胥甲遭到了晋灵公的放逐，理由是6年前他跟随赵盾参加河曲之战时指挥失当，葬送了晋军的胜利。从以上罗列的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607年的这5年间，晋灵公从外交到内政，在各个领域与赵盾展开了全面的权力角逐，攻势咄咄逼人。反观赵盾一方，则似乎隐忍克制更胜于针锋相对。连胥甲这么重要的亲信被放逐，赵盾都没有出面力保，他又怎会因为一个厨子，就轻率地跟晋灵公撕破脸皮呢？因此，《左传》所载“晋灵公不君”的三件事中，不太可能是虐杀厨师一事激起了晋灵公与赵盾的冲突。在这三件事情中，最有可能造成双方火并的，我认为该是第一件，即加征赋税。之所以跟太史公做出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我发现在晋灵公这几年的执政经历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不变的主旋律：灵公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捞偏财。第一次扈之盟时，对齐国侵略鲁国的非法行为，晋国原准备进行讨伐，但最终晋灵公收了齐国的贿赂，伐齐不了了之；第二次扈之盟前，宋昭公被弒，晋国联军讨逆，又是叛乱上台的宋文公向晋襄公行贿，终止了晋国的军事行动。这两次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半途而废，毋宁说晋灵公的真实目的就是借着盟主的身份向外国诸侯敲竹杠、榨油水——打从一开始，他就是冲着贿金去的。收了外国人的贿金仍然不敷所用，于是转回头来又扒本国人的皮：加征赋税。羊毛出在羊身上，晋国势力最大、田产最多的赵氏家族因此成了诸家贵族中损失最惨重的一家，于是双方矛盾便激化了。那么问题来了：堂堂一国之君，晋灵公怎么会这么缺钱，以至于他不顾体统、不择手段的疯狂敛财？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公元前645年晋国颁布的一项重要田产法令“作爰田”说起。在这道法令发布以前，晋国公室所占有的田产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公邑之田，也就是由国君直接控制的属县中的田产；另一部分则是助耕之田，也就是在各家贵族的采邑内划出一定数量的公田，由采邑贵族督率采地的“野人”助耕，并将收获上交公室。当年，因为晋文公的前任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军俘虏，为了争取国内贵族的支持，重振晋国的士气，晋惠公的亲信大臣吕甥矫诏颁布了“作爰田”令。宣布将各家贵族采邑内助耕的公田赏赐给他们，造成了公室田产的第一次流失。晋惠公薨逝，晋文公执政，为了酬报从龙建功的大臣们，又将直接隶属于公室的部分县邑封赐给他们，原、温等县邑先后变成了先氏、阳氏等贵族的采邑，由此造成公室田产的第二次流失。两次萎缩过后，公室田产的收入已经支撑不起国君的日常开销了，于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3年颁布“被庐之法”，其中规定：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国语·晋语四》“公食贡”，意味着此时晋君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再是公室田产的农获而是采邑贵族上缴的贡赋。晋文公、晋襄公父子谢世之后，灵公年幼，赵盾专政，卿族势力的膨胀导致了田产争夺的日益加剧。《左传》载：夷之搜，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故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左传·文公八年传》先氏是赵氏最亲密的盟友。先轸之孙、先且居之子先克本是赵盾上位中军元帅的重要推手。赵盾执政，反哺先氏，超擢先克为中军副将。而先克升官儿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夺大夫蒯得位于堇阴的田产。先克的发迹以及发迹后的所作所为揭示了晋国政坛的这条规律：即政治上的得势与经济上的得利，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贵族一旦得势，就大片大片地兼并田产，扩大采邑。这不但极易引发贵族之间的冲突，甚至君臣关系的恶化也往往导源于此。晋灵公被弒的34年后，晋国又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弒君案件。被弒的晋厉公正是因为要削夺旧贵族的田产，重组晋国的权力高层而遇害的：君（指晋厉公）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昵，杀三郄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于是乎国人不蠲，遂弑诸翼，葬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厉公之所以死者，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国语·晋语六》我们可以推想，在晋灵公尚未成年、君主权威尚未树立的情况下，不排除赵氏等执政贵族会借机侵蚀公室田产，上缴公室的贡赋也可能大幅缩水，由此导致公室用度不敷，逼得晋灵公不得不另辟财源，于是才有了两次扈之盟上的公然受贿。晋灵公受贿，损失的是晋国的国际声誉，赵盾可以忍；但加征赋税是直接拿刀子割赵家的肉，他就忍无可忍，这才造成了双方最终的反目。晋灵公伏击赵盾，赵盾被迫出逃。可他还没出国境，从弟赵穿就起兵作乱，将晋灵公杀死在了桃园。连赵盾都不愿意担弒君的恶名，为什么赵穿却愣头愣脑地冲了上来呢？《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中曾记载，公元前627年，因贵族先茅绝后，晋襄公收回了先氏采邑并将它转赐与大夫胥臣。这就是说，采邑贵族对公室封赐的田产并不具备完全的所有权。当采邑封主或绝后，或获罪，公室有权收回他名下的田产。赵盾出逃国外，一旦被晋灵公宣布为叛国者，赵氏家族的所有封邑田产都会因为叛国罪被公室没收。眼看着赵家人的饭碗子都要给人家砸了，急红了眼的赵穿也就顾不得君臣纲常，顶着弒君的污名将晋灵公一刀结果。《三国志·刘表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关中军阀张济因为缺粮，引兵入荆州抢掠，不幸为流矢毙命。各级属僚前来向荆州牧刘表祝贺大捷，刘表说：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三国志·魏书·刘表传》晋灵公就像穷极无奈的张济，受贿、征赋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遗憾的是，《左传》的作者却不像刘表宽容张济那样体谅晋灵公。不但不加体谅，《左传》甚至径直将灵公描述成晋国霸权衰落的罪魁祸首：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左传·宣公元年传》“侈”这个考语，《左传》的作者后来还给过另外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楚王熊虔。很有意思，他不但与晋灵公共享史官的恶评，甚至死后还得了个与晋灵公一模一样的谥号：楚灵王。《左传》的所谓“侈”并不是指个人质量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是指这位政治人物无视周朝礼法制度的规定，肆意破坏周朝的封建格局。孔子欣赏的政治家郑子产说过：诸侯修盟，存小国也。——《左传·昭公十三年传》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一言以蔽之，曰争霸。所谓争霸，就是以新兴的诸侯霸主代替日渐式微的周天子来维护周朝封建格局的稳定，尤其是阻止大国对小国的过分侵削，保障小国的基本生存权力。楚灵王是春秋后期由争霸政治转向兼并政治的急先锋，因为汲汲于兼并弱国，所以被《左传》批评为“侈”。而晋灵公藉诸侯霸主之名公开索贿，拒绝为鲁、宋等弱国主持公道，因此也被《左传》批评为“侈”。《左传》这部书的历史观念深受孔子《春秋》的影响，而孔子又以继承周公礼治自任，所以《春秋》、《左传》在评价晋、楚两国元首的时候往往更多地着眼于他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至于两国内政的隐微变化和权力高层的暗流涌动则不甚注意，遂使得背负骂名的晋灵公直到今天也没能收获一个客观的评价。参考文献：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韩）李裕杓《西周王朝军事领导机制研究》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徐元诰《国语集解》 2024-11-23 1楼 回复 (0)
本期话题“晋灵公不君”是《左传》中最著名的故事之一，但也是一个疑点重重的悬案。究竟赵盾和晋灵公之间孰是孰非？后世史家如司马迁认为，晋灵公小小年纪便生活奢侈，行为暴虐。因为厨师烹饪的熊掌不熟，灵公一怒之下将他杀死。运尸出宫的时候恰巧被首辅大臣赵盾看到。赵盾强谏灵公，导致君臣反目成仇，灵公最终被杀。但是仔细分析《左传》中的相关记载后，我们无法认同这样的戏说，晋灵公的死背后应该有着更深层次的原因，而这个原因竟同晋国公室日益紧缩的钱袋子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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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政原向命几据东世张广半酸属圆。
不了而十体条级，据热联转林律斯。
晋灵公决心对赵盾下杀手是在胥甲被放逐的一年以后。这个《左传》中的故事以往被人们习称为“晋灵公不君”。
所谓“不君”，意思是晋灵公做国君没有个国君的样儿。赵盾看不过眼，屡次强谏。被激怒的灵公遂摆了一桌鸿门宴，埋伏甲兵，袭击赵盾。
这是一段疑点重重的公案，其中最令人费解的是，究竟哪件事儿成为了晋灵公与赵盾摊牌的导火索？《左传》载：
晋灵公不君：①厚敛以雕墙；②从台上弹人，而观其辟丸也；③宰夫胹熊蹯不熟，杀之，寘诸畚，使妇人载以过朝。赵盾、士季见其手，问其故，而患之。将谏。
——《左传·宣公二年》
《左传》描述“晋灵公不君”的时候说了三点：
首先是加征赋税以满足公室开销。中国古代的政治传统历来讲究藏富于民。想当年，晋灵公的祖父晋文公甫登大位，便颁布了这样的施政措施：
弃责薄敛，施舍分寡。救乏振滞，匡困资无。轻关易道，通商宽农。懋穑劝分，省用足财、利器明德，以厚民性。
——《国语·晋语四》
对比晋文公的轻徭薄赋、以厚民生，晋灵公的日常用度似乎有些靡费。用度大了嘛，自然免不了加征赋税来填补亏空。
灵公不君的第二个表现是举止轻浮，顽劣成性。根据司马迁的说法，当鲁宣公二年也就是公元前607年的时候，晋灵公已经成人。
但这个外表成人的国君骨子里却还是个巨婴。他还像小时候那样搓泥丸、打弹弓。《谷梁》和《公羊》两传甚至说晋灵公在羣臣上朝的时候拿弹弓射他们。要真是这个闹法儿，灵公确实太不像话。
如果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到了该成熟的年龄却没有成熟的心性，那也就罢了。可晋灵公不是常人，他是手握生杀之权的一国之君，就像呲着牙的乳虎一样，举动伤人！
《左传》说，只因为厨子烹饪的熊掌没熟透，晋灵公就一刀抹了他的脖子，将尸体往蒲筐里一扔，命宫女抬了出去。宫女们搬尸的时候正巧被赵盾撞上了，赵盾询问了这桩命案发生的原因，并对晋灵公的残暴表现出深深的忧虑。
加征赋税、弹弓射人、虐杀厨师，上述三件事当中，究竟是哪一件促使赵盾强谏晋灵公，并激起了灵公的杀心？
司马迁的选择是最后一件。《史记·赵世家》写道：
灵公立十四年，益骄。赵盾骤谏，灵公弗听。及食熊蹯，胹不熟，杀宰人，持其尸出，赵盾见之。灵公由此惧，欲杀盾。
——《史记·赵世家》
实话实说，对太史公的这个选择我不太理解。让我们先来简单梳理一下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607年间，晋灵公与与赵盾摩擦升级并最终酿成火并的全过程：
公元前612年，年仅15岁的晋灵公急于亲政，首次出席了在扈邑举行的诸侯会盟。从此，赵盾失去了代晋侯主盟的权力；
两年之后的公元前610年，因宋国政变，宋昭公被弒，赵盾力主联军伐宋，惩治叛逆。晋灵公虽勉强同意派兵，却把中军元帅赵盾晾在一边，任命中军副将荀林父为联军统帅。最终，联军行动因晋灵公指使荀林父收受宋国贿赂而半途夭折；
联军伐宋后，晋灵公再兴会盟于扈。会盟期间，他因怀疑郑国投楚而拒绝接见郑穆公。赵盾在未与灵公商议的情况下擅自与郑国达成了谅解协议；
又过了两年，到公元前608年，赵盾一党的重要成员、下军副将胥甲遭到了晋灵公的放逐，理由是6年前他跟随赵盾参加河曲之战时指挥失当，葬送了晋军的胜利。
从以上罗列的史实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公元前612年至公元前607年的这5年间，晋灵公从外交到内政，在各个领域与赵盾展开了全面的权力角逐，攻势咄咄逼人。
反观赵盾一方，则似乎隐忍克制更胜于针锋相对。连胥甲这么重要的亲信被放逐，赵盾都没有出面力保，他又怎会因为一个厨子，就轻率地跟晋灵公撕破脸皮呢？
因此，《左传》所载“晋灵公不君”的三件事中，不太可能是虐杀厨师一事激起了晋灵公与赵盾的冲突。
在这三件事情中，最有可能造成双方火并的，我认为该是第一件，即加征赋税。
之所以跟太史公做出不同的选择，是因为我发现在晋灵公这几年的执政经历中始终贯穿着一条不变的主旋律：灵公总是千方百计地为自己捞偏财。
第一次扈之盟时，对齐国侵略鲁国的非法行为，晋国原准备进行讨伐，但最终晋灵公收了齐国的贿赂，伐齐不了了之；
第二次扈之盟前，宋昭公被弒，晋国联军讨逆，又是叛乱上台的宋文公向晋襄公行贿，终止了晋国的军事行动。
这两次军事行动与其说是半途而废，毋宁说晋灵公的真实目的就是借着盟主的身份向外国诸侯敲竹杠、榨油水——打从一开始，他就是冲着贿金去的。
收了外国人的贿金仍然不敷所用，于是转回头来又扒本国人的皮：加征赋税。羊毛出在羊身上，晋国势力最大、田产最多的赵氏家族因此成了诸家贵族中损失最惨重的一家，于是双方矛盾便激化了。
那么问题来了：堂堂一国之君，晋灵公怎么会这么缺钱，以至于他不顾体统、不择手段的疯狂敛财？
要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得从公元前645年晋国颁布的一项重要田产法令“作爰田”说起。
在这道法令发布以前，晋国公室所占有的田产包括两部分，其一是公邑之田，也就是由国君直接控制的属县中的田产；另一部分则是助耕之田，也就是在各家贵族的采邑内划出一定数量的公田，由采邑贵族督率采地的“野人”助耕，并将收获上交公室。
当年，因为晋文公的前任晋惠公在韩原之战中被秦军俘虏，为了争取国内贵族的支持，重振晋国的士气，晋惠公的亲信大臣吕甥矫诏颁布了“作爰田”令。宣布将各家贵族采邑内助耕的公田赏赐给他们，造成了公室田产的第一次流失。
晋惠公薨逝，晋文公执政，为了酬报从龙建功的大臣们，又将直接隶属于公室的部分县邑封赐给他们，原、温等县邑先后变成了先氏、阳氏等贵族的采邑，由此造成公室田产的第二次流失。
两次萎缩过后，公室田产的收入已经支撑不起国君的日常开销了，于是晋文公在公元前633年颁布“被庐之法”，其中规定：
公食贡，大夫食邑，士食田，庶人食力，工商食官，皂隶食职，官宰食加。政平民阜，财用不匮。
——《国语·晋语四》
“公食贡”，意味着此时晋君的主要经济来源已经不再是公室田产的农获而是采邑贵族上缴的贡赋。晋文公、晋襄公父子谢世之后，灵公年幼，赵盾专政，卿族势力的膨胀导致了田产争夺的日益加剧。
《左传》载：
夷之搜，晋侯将登箕郑父、先都，而使士縠、梁益耳将中军。先克曰：“狐、赵之勋，不可废也。”从之。先克夺蒯得田于堇阴。故箕郑父、先都、士縠、梁益耳、蒯得作乱。
——《左传·文公八年传》
先氏是赵氏最亲密的盟友。先轸之孙、先且居之子先克本是赵盾上位中军元帅的重要推手。赵盾执政，反哺先氏，超擢先克为中军副将。而先克升官儿以后干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强夺大夫蒯得位于堇阴的田产。
先克的发迹以及发迹后的所作所为揭示了晋国政坛的这条规律：即政治上的得势与经济上的得利，二者之间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贵族一旦得势，就大片大片地兼并田产，扩大采邑。这不但极易引发贵族之间的冲突，甚至君臣关系的恶化也往往导源于此。
晋灵公被弒的34年后，晋国又发生了一起性质恶劣的弒君案件。被弒的晋厉公正是因为要削夺旧贵族的田产，重组晋国的权力高层而遇害的：
君（指晋厉公）伐智而多力，怠教而重敛，大其私昵，杀三郄而尸诸朝，纳其室以分妇人，于是乎国人不蠲，遂弑诸翼，葬于翼东门之外，以车一乘。厉公之所以死者，唯无德而功烈多，服者众也。
——《国语·晋语六》
我们可以推想，在晋灵公尚未成年、君主权威尚未树立的情况下，不排除赵氏等执政贵族会借机侵蚀公室田产，上缴公室的贡赋也可能大幅缩水，由此导致公室用度不敷，逼得晋灵公不得不另辟财源，于是才有了两次扈之盟上的公然受贿。
晋灵公受贿，损失的是晋国的国际声誉，赵盾可以忍；但加征赋税是直接拿刀子割赵家的肉，他就忍无可忍，这才造成了双方最终的反目。
晋灵公伏击赵盾，赵盾被迫出逃。可他还没出国境，从弟赵穿就起兵作乱，将晋灵公杀死在了桃园。连赵盾都不愿意担弒君的恶名，为什么赵穿却愣头愣脑地冲了上来呢？
《左传·僖公三十三年传》中曾记载，公元前627年，因贵族先茅绝后，晋襄公收回了先氏采邑并将它转赐与大夫胥臣。这就是说，采邑贵族对公室封赐的田产并不具备完全的所有权。
当采邑封主或绝后，或获罪，公室有权收回他名下的田产。赵盾出逃国外，一旦被晋灵公宣布为叛国者，赵氏家族的所有封邑田产都会因为叛国罪被公室没收。眼看着赵家人的饭碗子都要给人家砸了，急红了眼的赵穿也就顾不得君臣纲常，顶着弒君的污名将晋灵公一刀结果。
《三国志·刘表传》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关中军阀张济因为缺粮，引兵入荆州抢掠，不幸为流矢毙命。各级属僚前来向荆州牧刘表祝贺大捷，刘表说：
济以穷来，主人无礼，至于交锋。此非牧意，牧受吊不受贺也。
——《三国志·魏书·刘表传》
晋灵公就像穷极无奈的张济，受贿、征赋实有不得已的苦衷。遗憾的是，《左传》的作者却不像刘表宽容张济那样体谅晋灵公。不但不加体谅，《左传》甚至径直将灵公描述成晋国霸权衰落的罪魁祸首：
晋侯侈，赵宣子为政，骤谏而不入，故不竞于楚。
——《左传·宣公元年传》
“侈”这个考语，《左传》的作者后来还给过另外一位重要的历史人物——楚王熊虔。很有意思，他不但与晋灵公共享史官的恶评，甚至死后还得了个与晋灵公一模一样的谥号：楚灵王。
《左传》的所谓“侈”并不是指个人质量的骄奢淫逸、挥霍无度，而是指这位政治人物无视周朝礼法制度的规定，肆意破坏周朝的封建格局。
孔子欣赏的政治家郑子产说过：
诸侯修盟，存小国也。
——《左传·昭公十三年传》
春秋时代的国际政治，一言以蔽之，曰争霸。所谓争霸，就是以新兴的诸侯霸主代替日渐式微的周天子来维护周朝封建格局的稳定，尤其是阻止大国对小国的过分侵削，保障小国的基本生存权力。
楚灵王是春秋后期由争霸政治转向兼并政治的急先锋，因为汲汲于兼并弱国，所以被《左传》批评为“侈”。而晋灵公藉诸侯霸主之名公开索贿，拒绝为鲁、宋等弱国主持公道，因此也被《左传》批评为“侈”。
《左传》这部书的历史观念深受孔子《春秋》的影响，而孔子又以继承周公礼治自任，所以《春秋》、《左传》在评价晋、楚两国元首的时候往往更多地着眼于他们对国际政治的影响。
至于两国内政的隐微变化和权力高层的暗流涌动则不甚注意，遂使得背负骂名的晋灵公直到今天也没能收获一个客观的评价。
参考文献：
白国红《春秋晋国赵氏研究》
泷川资言《史记会注考证》
李孟存、李尚师《晋国史》
（韩）李裕杓《西周王朝军事领导机制研究》
杨伯峻《春秋左传注》
徐元诰《国语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