谥号（这里仅指帝王谥号），是中华文化圈之内所特有的一种对先代帝王生平事迹功过的评定、概括方式。根据帝王生前行为及功业、品德、才能，由后世嗣君或者臣子给予其或褒或贬或同情或哀悼的称呼，这个称呼就叫做“谥号”。谥号法形成于西周时期，在共王、懿王在位时趋向于完善。西周王室及各诸侯国国君皆采用这种谥法制度，周天子及诸侯外，各国卿大夫们也都可以获得谥号。战国末期，秦国强盛，经过六世开拓攻伐，终于在始皇帝手中消灭六国、一统天下。始皇帝自认“功盖三皇、德超五帝”，不宜再使用“王号”，所以取三皇五帝之名，自称：皇帝。同时，始皇帝认为谥号之法是“臣议君、子议父”，有损帝王威严，于是下诏废除了实施近八百年的谥号法，另以数冠于帝名前，自己以下，大秦君主称为二世、三世，以至万世，绵延无绝期。结果讽刺的是，始皇帝死后，仅仅三年，强大的秦国灭亡，君主世系也只到三世而已。汉高帝夺得天下、登基称帝后，重立谥号法。后世诸代帝王皆循汉制，以谥号评定先帝功业过失。而两汉均标榜以孝治天下，历代汉室皇帝，除高皇帝是开创社稷、单谥“高”；光武皇帝中兴汉家，谥“光武”之外，其余诸帝均于谥号前加“孝”字，再无例外；如：孝文皇帝、孝宣皇帝、孝明皇帝、孝桓皇帝等。两汉之后，中原历经魏、晋、南北朝、隋诸代王朝，均忠实遵循了帝王谥号简单朴实的原则，皇帝谥号仅以一二字概括描述，如：魏文帝、晋武帝、齐高帝、（北）魏孝文帝、（北）齐文宣帝、隋炀帝，等等。至唐立国之初，依旧延续了这种朴实风格，高祖李渊初谥号为“神尧”，太宗李世民初谥号为“文”，简简单单，一目了然。如果按照之前的传统，那么我们将称李渊为“唐神尧帝”，称李世民为“唐文帝”，也很简便。高宗李治继位之初，联合支持自己的皇后武氏，消灭和削弱了诸开国老臣及宗室贵族对于皇权的严重威胁，皇帝和皇后联合掌握大权。武皇后在稳固权力后，向高宗李治建言，先帝太宗皇帝的谥号“文”，并不足以表达其一生文治武功之辉煌、德业功勋之高尚，嗣皇帝的尊崇和孝心也无法体现得淋漓尽致，应追加美谥，以示景仰、尊崇、礼敬。高宗对于父亲一直是仰慕尊崇有加，对于皇后的提议自然没有任何反对理由。于是，唐上元元年（674年），高宗给父亲追加谥号“武圣”，合称为“文武圣帝”。而唐太宗李世民的这个新谥号，标志着中华谥号法从简单古朴向繁琐拗口的转变，也导致了先代帝王称号不得不从称“谥号”改为以其他形式命名。如果按照传统谥号称呼，李世民应称为“唐文帝”。自高宗李治在武皇后的撺掇下“孝心大发”、不顾实际情况给父亲加谥后，他的称呼就变为拗口的“唐文武圣帝”，后世之人对于这两种称呼，当然分辨得清孰优孰劣。自然而然地，在平时朝会及普通场合中，臣民们开始只以“太宗”来称呼李世民，而“文武圣帝”的谥号，只被用在朝廷重要大典及四时祭祀场合中，这样也方便了包括皇帝皇后在内的所有人。高宗李治死后，武皇后为表现深切怀念、及对丈夫功业辉煌一生的高度赞扬，于是上谥“天皇大帝”给高宗，高宗因此得到了“唐天皇大帝”这一更加显得繁琐的谥号。二十年后，称帝又被迫退位的武氏去世前，遗命儿子李显给自己上谥号“则天大圣皇后”。高宗李治夫妇俩在尊谥行为中的无厘头操作，让后世子孙无所适从，深深地陷入对先帝谥号欲减不能、欲尊抓狂的境地里，日后给先帝们的祭祀，都不知道如何称呼，越来越别扭。而且为表示自己的孝心，后继的唐代皇帝纷纷效仿高宗夫妇，将历代祖先的谥号继续追加，越来越长。玄宗李隆基即位后，再一次追加高祖李渊谥号“神尧大圣大光孝皇帝”、追加太宗李世民谥号“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追加高宗李治谥号“天皇大圣大弘孝皇帝”，在无原则、无底线地尊崇祖先路上越跑越偏。而这浮夸阿谀的风格，被唐之后的历代王朝全部继承，导致宋、元、明、清各代皇帝谥号越加越多，零零碎碎；只要能搜刮到各种好字、好词（前提是和其他先帝谥号不重复），都一股脑加到先帝的谥号里，十多个字的谥号只是起步标准。最后在清朝，皇帝谥号终于达到了登封造极的地步：“太祖承天广运圣德神功肇纪立极仁孝睿武端毅钦安弘文定业高皇帝”，一共二十五个字，是中华皇帝所有谥号中最长的（国外还有长的，这里就不再举例了）！这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谥号，拗口、繁琐、冗长，完全失去了谥号法建立之初的“评价分析、盖棺定论’作用，完全沦为后世子孙对于先帝无原则的谄媚、浮夸、吹捧之体现。我们回到之前，在介绍唐初谥号由简趋繁的过程中，曾称呼李渊“高祖”、李世民“太宗”、李治“高宗”；而这“高祖、太宗、高宗”就是帝王们身后的另一种称呼--“庙号”。庙号，在中华文明史上比谥号还要悠久，商代早期即已形成雏形。商代帝王建有祭祀先祖的宫殿，称其为“太庙”。那些对国家（或者建国之前的商部落）立有大功、值得后世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就会把他的名字刻在石碑（或者木牌）上，供奉在太庙内，单独立庙，使其享受子孙祭祀、崇拜。当然，直接刻先王的名字肯定不行，那样显得对祖先不敬，于是子孙们给他们特别追上一个称号，作为在太庙中的名号，加以代指，这个名号即称：“庙号”。商初建太庙、祭祀先王时，庙号称呼只有四种：创基立业者授予“太”（太祖汤、太宗太甲）、功勋高者授予“高”（高祖王亥、高宗武丁）、得以世代祭祀者授予“世”（世祖盘庚、世宗祖甲）、中兴国家者授予“中”（中宗太戊，一说祖乙）。另外，庙号遵循“祖有功而宗有德”的标准，先王们某祖或某宗的称呼，皆因此而定。中华历史上，第一个有庙号的帝王是商开国之王汤（成汤），他的庙号是“太祖”。而第一个有庙号的“君主”，则是汤的祖先、尚未代夏立国时商部落的首领亥（王亥），他在汤代夏建立商朝后，被汤追上庙号“高祖”。商末年，周武王灭商，建立新兴的周王朝。他没有保留商代庙号制度，而是自创谥号法，所以历代周代天子仅有谥号而无庙号。始皇帝统一六国建立秦朝后，认为庙号和谥号一样是“子议父、臣议君”，所以将谥号废除，庙号也没有恢复。在近千年的时间里，庙号消失于中华文化之中。汉高帝刘邦在秦末乱世中脱颖而出、夺取天下、建立汉朝后，接受儒生博士的建议，恢复各种古礼，用以规整仪制，其中谥号、庙号制度都被恢复。自汉之后，庙号在后世各王朝中延用了两千年，直至清亡。商以及两汉时期，国家对于授予先王（帝）庙号极为严谨慎重，按照‘祖有功、宗有德’的原则，那些确实立下大功业、值得后世子孙永世祭祀的先王（帝）们，才会被特别追上庙号，永远于太庙中单独立庙祭祀。商十七代三十位商王，包括追尊的，只有七人获得庙号。商朝太庙内规制严整、肃穆有序，实为后世王朝庙号制度楷模。而西汉十二帝、东汉十二帝，有庙号者仅仅八人：刘邦以建国大功上庙号太祖（后世称呼刘邦汉高祖其实是受到了史记中记载的左右，是不对的。第一个真正上高祖庙号的皇帝是曹丕）；刘恒以安定国家、仁孝爱民被上庙号太宗；刘彻以开拓疆土功业被上庙号世宗；刘洵以中兴国家、发扬光大被上庙号中宗；刘奭以好学、守成被上庙号高宗（这个勉强，东汉立国时被削去庙号）。而东汉诸帝，只有三人的庙号得以保留：世祖刘秀，显宗刘庄、肃宗刘炟。其余如刘祜的“恭宗”、刘保的“敬宗”、刘志的“威宗”，虽然一度获得庙号，但都在汉末董卓当权时被废除。同时，为了不致王朝享国久远导致在太庙中被祭祀的先王（帝）们越来越多，造成拥挤（牌位拥挤），庙号制度还特别规定了“祧庙”原则，即太庙中先王（帝）庙达到一个最高数量（一般是七至九代），就要毁去没有庙号的先王（帝）单独宗庙，在太庙内别殿合并祭祀。这也是考虑到如果把诸先王（帝）在太庙中的单独宗庙都留下，时间久了，太庙内诸王（帝）庙越来越多，导致后世子孙祭祀繁琐不说，礼制上也不甚严肃。所以初建时的庙号制度规定了太庙中单独立庙帝王的数量，以便于后世子孙祭祀。（当然，庙号制度最终还是像谥号一样，被后世帝王的私心作祟给玩坏了，几乎无帝不上庙号，太庙中牌位摆的密密麻麻，七庙或者九庙的原则不再被严格遵守。）但自魏始，庙号制度被逐渐破坏，“降及曹氏，祖名多滥”，“非建立大功、德化天下者不得立庙号”的规矩不再被严格遵守。除非是亡国之君、或者因政变被废、被杀者，只要是皇帝，无论功业如何、品性优劣与否、才干是否卓越，统统都会在身后被嗣君（或者权臣）上庙号，以示尊崇，实在太不严谨。而在东晋十六国混战、中原大乱时期，北方后赵、前燕、后秦等割据政权君主，庙号几乎无不称祖，有如儿戏一般。这就不是不严谨，而是贻笑大方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各家王朝先后更迭，享国都不是很长，皇帝人数也不多，所以太庙里面没有遇到过诸先帝单独立庙过多的问题。大多王朝不过传承四五代，社稷就被权臣所篡，走向灭亡，同时王朝的太庙也被废弃，先帝祭祀问题没有人再考虑，使得太庙内庙号过多问题没有显现。接之前所述，自唐高宗李治之后，谥号法被改得面目全非、变得越来越长，已经不能在日常生活中承担起他本身的职责。而庙号虽然泛滥成灾、几乎帝王们人人都有，但是却因为一直保持着简洁、短小精悍的特征，没有重蹈谥号越来越长的覆辙，因此取代了谥号的地位，成为唐之后各朝朝野称呼过世皇帝的主要方法了。所以自唐代开始，皇帝们的称呼就变成了“唐高祖”、“唐太宗”、“唐高宗”；而不是之前历代王朝的“汉武帝”、“魏文帝”、“隋炀帝”。庙号的选字虽然不同于“谥号”、有着强烈的“盖棺论定、评定功过”色彩，但也含有类似于谥号所代表的部分褒贬同情讽刺之意（当然，有的不完全一样，比如“武”字，用在谥号，就是褒扬赞誉、非功勋卓著者不用，用在庙号，就是明褒实贬、甚至讽刺了。）综合以上所述，自唐以后，庙号因为其简便洁，方便的特点，取代了谥号，成为对皇帝（去世皇帝）的日常称谓。而为了方便起见，所以每个皇帝都要上庙号，以为代称。这也导致了唐以后诸王朝，只要不是政变被废被杀，皇帝们个个有庙号。唐朝二十一帝，只有废帝唐隆帝李重茂没有庙号，其余个个都有（武则天除外，则天这个名字，比庙号还牛），唐朝太庙内摆满了历代先帝们的神主牌位，简直是人满为患。宋元以降，庙号发展到连数岁的幼儿皇帝都有（宋端宗、元宁宗），甚至末代皇帝也有（元惠宗、明思宗（怀宗、毅宗））。到了这个阶段，庙号制度发展到了泯然众人、甚至庸俗无趣的地步。如同谥号一样，庙号也失去了原有给先帝评定功德、品行、才干的最初作用，沦为臣子奉承、阿谀皇权的形象工程，远远没有了最初的积极意义。而自明太祖朱元璋于洪武元年（1368年）建立明朝起，就规定了“一帝一元”制度，后世皇帝一生只使用一个年号，不再中途改元，这一制度也被清代皇帝所遵循。于是，明清两代皇帝，基本上只拥有一个年号（只有明英宗因夺门之变重登帝位而有正统、天顺两个年号，清太宗因弃汗位称皇帝改元从而有天聪、崇德两个年号）。后世影视文学艺术作品中，终于可以用年号来区别称呼在世皇帝、而不再犯皇帝在世时，就以谥号、庙号来称呼他的原则性尴尬错误，也算为谥号、庙号法拾遗补漏了！ 回复 期待您的回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