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专制程度高，只是相对的。土木堡之后，明朝的勋贵们损失惨重，已经构不成庞大力量去制衡官僚体系。而明朝高度发达的官僚体系，自然会产生一些与国家利益相冲突的小集团，其中一些甚至会拥有与皇权对抗的力量。很明显，皇权需要培养一个力量来制衡士大夫所构成的官僚系统，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皇帝会宠信王族、外戚和宦官的原因。但王族、外戚容易与官僚集团合流，往往会产生更多的问题。且宦官作为单个的群体，也并不能真正对抗官僚体系。加之明代皇帝还是要考虑自己的“明君”声望，要尊重读书人，不好真处罚那些言官，使得言官更喜欢通过骂皇帝来名声，所以显得战斗力很强。这个问题直到满清入主中原才最终得到解决。爱新觉罗家族依靠满洲军事贵族作为基本盘，拥有足够的力量对官僚体系进行杀伐决断。什么读书人？在他们眼力都是奴才！不听话就砍了。因此，清代的皇权高度集中，几场文字狱下来，那些言官都只会高喊皇上圣明了。你还别说，这招还真好使，现在还流行什么满清皇帝都是明君，明朝皇帝大多昏君等等说法。其实人性就是这样，你总对他（她）好，稍微一点不让对方满意，以前的好就都是白费了，会各种对你怒火。可你要没事总虐对方，偶尔给个甜枣，他（她）反而会过来跪舔你。至于明代的具体情况，可以从那个《酒色财气四箴疏》说起。万历十七年十二月，大理寺评事雒于仁上疏《酒色财气四箴疏》，指责万历皇帝是昏君、庸君，简直到了一个不可饶恕的地步。因此，“酒、色、财、气”成为后世给万历皇帝贴的标签。我们不妨逐字分析“酒色财气”这四个字，一探“天字第一号宅男”到底过的什么生活。雒于仁在奏疏中指责皇帝嗜酒，甚至喝得昏天黑地，以致成了一个胃已喝坏的“酒蒙子”。万历皇帝确实有胃病，不过是不是喝酒导致的，不好说——有胃病未必说明其酗酒。看过这份奏疏的万历皇帝曾这样辩白：“他说朕好酒，谁人不饮酒？若酒后持刀舞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从这句话中我们看出，万历皇帝承认自己喝酒，但不认为自己酗酒。其实，翻阅史书后我们可以发现，关于万历皇帝醉酒的记载只有一次，而且发生在张居正还在世的万历八年。这次记载出自明代宦宫刘若愚所著的《酌中志》。《酌中志》是一本研究明代宫闱史的权威书籍，书中详细记述了万历朝至崇祯初年的宫廷事迹。由于作者十岁入宫，在宫中生活了几十年，知道许多宫廷内幕。加之该书是作者在监牢中愁苦时所作的，既不是奉命行事，又没有利害关系，所以着眼点与一般文人不同，讲述了正史中不可能看到的详细记载。虽然明代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以记述万历以前的朝廷掌故和政治生活而著称，但也没有如此全面系统地阐述过。《酌中志》是这样记载万历皇帝醉酒事件的：一日，年幼的万历皇帝喝醉以后，腰佩宝剑，夜游皇城。在这期间，他用剑割下了一个宦官的头发，然后又杖刑了另外两名宦官（几乎被打死）。此事很快被其生母李太后得知。第二日，她脱下宫袍，换上青布衣，取下耳环，对外声称要召见内阁大臣一齐告谒太庙，废除失德的万历皇帝，立潞王为皇帝。年轻的万历皇帝听说以后万分恐惧，连忙到自己母亲的宫外长跪哭泣。过了很长时间，万历皇帝彻底悔过后，这事才告一段落。《万历邸钞》也有类似的记载。万历皇帝的生母慈圣皇太后李氏 万历十七年，万历皇帝为自己辩白的时候，对醉酒失德所举的例子就是“持刀舞剑”，与万历八年的“佩剑夜游”正好相符合，可见李太后的管教对万历皇帝的印象非常深刻。李太后一直到万历四十二年才去世，可以想象，如果万历皇帝再次醉酒，李太后就算不处罚已经成年的万历皇帝，也会有意见。但是，从万历八年到万历十七年将近十年间，再也找不出任何万历皇帝醉酒或者李太后因皇帝醉酒而生气的记载。因此，鉴于万历皇帝对醉酒的认识和印象仅停留在万历八年的“持刀舞剑”，可见他此后并没有大醉过。雒于仁对其“日饮不足、继之长夜”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其次，我们来看看雒于仁对明神宗好色这点上的指控。作为皇帝，占尽天下美色，自然很难把持。因此中国古代历代帝王最被忌讳的行为之一便是好色。雒于仁指控万历皇帝“好色”的主要原因是溺爱郑贵妃、临幸“十俊”。十俊，即长得很俊的十个宦官。但明代史料并没有万历皇帝宠幸宦官的记载，雒于仁也没有指明是从何处听说，所以很可能是雒于仁写文章时，自动脑补了一下汉末十常侍的情节。明代宦官画像或许“十俊”问题只是个添头，雒于仁真正的矛头是郑贵妃。郑贵妃在万历朝因为国本之争成了焦点人物。如果万历皇帝见一个爱一个，日日临幸不同女子，说他好色还可以。但他明明只宠爱郑贵妃。只对一个女人好还叫好色——雒于仁的逻辑也是无敌了。但万历皇帝耐心解释了自己为何专宠郑贵妃，不让恭妃陪伴的原因：郑贵妃勤劳贴心，日夜悉心伺候，所以很喜欢她；恭妃要照顾年幼的皇长子。万历皇帝虽然不是很喜欢恭妃，但恭妃毕竟生下了皇长子，起码的相敬如宾应该是做的。其实，民间流传的宫闱之事在万历朝并不罕见。万历二十四年三月，紫禁城的乾清宫、坤宁宫突遭大火，被焚烧殆尽，万历皇帝移居启祥宫，由郑贵妃和其他嫔妃照顾。到了万历二十八年，京师开始传言皇后濒死，而且并没有人照顾皇后。清代重修的乾清宫从古到今，民间都喜欢流传关于宫禁的各种小道消息，但明朝文官有个不好的习惯，那就是乐于将此类流言当真。比如户科都给事中王德完虽然对坊间的传闻持保留态度，但他依然把传闻写入了奏疏。外臣妄谈内宫皇家私事，历来为帝王反感，其结果自然可以预料。万历皇帝再次勃然大怒，要求重处王德完。大学士沈一贯极力拯救王德完的同时，说了这么一句话：“近日游宴必从，尤可深信。”这说明万历皇帝的游宴，中宫王氏都是跟随在左右。帝王出行和举行宴会，坊间自然不知，然而作为皇帝近臣的内阁大臣却不可能不知。此句也正好证实了坊间有关皇后病危的流言是假的。万历皇帝的皇后王氏 再则是雒于仁对明神宗贪财的指控。雒于仁指控万历皇帝用银无度，动辄花费几十万两白银，甚至还收受宦官张鲸的贿赂。那么，万历皇帝的花费到底是怎样的？明代军士形象根据史料，很多银钱都是用于宫中内官的开支，并非是万历皇帝一人使用的。另外，诟病最多的莫过于浙江地区织造的岁贡，这在外廷大臣的奏疏中也屡屡提及。比如万历二十四年，外廷就曾请求减免织造等用度，万历皇帝则表示难以减免，因为所进贡的布匹要进给皇太后和各宫嫔，或赏赐给来朝的外国人。万历皇帝说的似乎很有道理，但其实很不近人情。因为此时明朝正处于内忧外患的状态，万历三大征的两场战争已经打响，全国各地水灾、旱灾不断。此时，身为一国之君，理应做出表率。不过，我们翻阅万历二十四年以前的史料可以发现，万历皇帝从万历十五年开始就一直在削减宫廷用度。万历十五年，供应皇宫的内府库局物品“屡经酌议裁减”。同年，因为各地灾荒严重，他同意申时行的请求后又将内府用度削减至原来的三分之二。减少宫中用度的政策一直持续到万历二十二年。万历皇帝戎装像那么，万历皇帝对织造的需求是大还是小？答案是不大。《天问阁集》记载了万历皇帝的穿着。平日里，万历皇帝按照祖制贴身里衣为粗布。因为他有点胖，粗布衣经常破损。曾有内官建议他穿贵重的帛制里衣，并悄悄说：“外廷大臣是不会知道的。”这内官以为万历皇帝坚持穿粗布衣是怕外廷的科道官说闲话。谁知万历皇帝却说道：“祖宗的法度，子孙做皇帝，里衣必穿粗布衣，因为穿粗布衣能够体会到民间百姓的不易。哪里敢违抗祖制！”于是，他始终坚持穿粗布衣。由此可见，说万历皇帝爱敛财并不符合实际。虽然万历皇帝算不上什么勤俭的皇帝，但他绝对算不上贪奢的皇帝。我们再来说一下奏疏中雒于仁提到的万历皇帝收受内官贿赂的事情。这里所说的内官指的是万历朝的宦官张鲸，他曾被外廷弹劾。万历皇帝收受内官贿赂这一说不是首创于雒于仁，而是吏科给事中李沂。之前，李沂曾借张鲸贪腐，大肆渲染万历皇帝宠溺宦官和贪财。其依据是：张鲸这么长时间不受处分，是因为万历皇帝收了他的贿赂！但是，这消息也是源自市井之词。李沂身为吏科给事中，居要职，其弹劾依据居然来源于市井消息，而且未经任何考证便上疏弹劾，由此可见明代言官的混乱状态。为此，万历皇帝怒不可遏，他不顾群臣反对，廷杖李沂六十下，险些将其打死。但他还不解气，乃至在之后对《酒色财气疏》进行辩解时说道：“我身为天子，富有四海，天下财物都是我的，我用得着这样吗？我这么想要张鲸的钱，为什么不直接抄他的家？”可见，他对这种“皇帝用金扁担挑水”的市井流言很无奈。徐显卿教内侍读书那么张鲸是否真的受贿？在《酌中志》中出现了相关的记载：张鲸此人性格刚毅，然并不喜欢读书，他迷恋权力，为当时的外廷所忌惮。他的手下邢尚智招权纳贿，无所不做，被当时的吏科给事中李沂等人多次弹劾。万历十八年元旦，万历皇帝召见阁臣申时行等人到毓德宫，出示了雒于仁的《酒色财气四箴疏》给阁臣们看。之后，他又出示了李沂的奏疏，喝令张鲸跪听内阁辅臣的训导。从这以后，张鲸渐渐失宠，最终被废。不过，张鲸的亲友在当时风评不错，他的弟弟官至都督同知，掌家刘钰勤俭朴素，专心务农，掌班郑守成文理皆通，收藏了很多古书。可以看出，这一事件中真正贪污受贿的是张鲸的司房邢尚智。况且，根据记载，其家人及其他用事并不是都和邢尚智一样贪污纳贿。因此，张鲸需要承担的是管理责任。张鲸的案件告一段落时，万历皇帝说：“张鲸侍奉了我很多年，他家里用的人做了坏事，张鲸未必知道，如今这些人都被法司拿下问了重罪，我也将张鲸罢官回家闲住。”这段话的原文在《明神宗实录》中有记载。也就是说，《酌中志》作者刘若愚的话是可信的，万历皇帝并没有包庇张鲸，更谈不上受贿了。究其原因，是因为外廷言官一直坚信“内廷皆小人”这一观点，然后不加思量的对张鲸及万历皇帝大加指责，才是问题所在。环立在万历皇帝周围的内官及外廷大臣总之，雒于仁对万历皇帝“贪财”的指控，也是站不住脚的。 最后再来说一下气。雒于仁指控万历皇帝肆意处罚宫人，甚至到了“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的程度。然后再笔锋一转，接着控诉万历皇帝对范俊、姜应麟、孙如法等忠直之人的处罚让人难以接受，所以万历皇帝其病在于“气”。雒于仁像和前面一样，“今日杖宫女，明日杖宦官”恐怕也是市井之词，不足为信。不过，既然雒于仁列举了几个人的例子，那么我们就以范俊、姜应麟、孙如法三人为中心，来说明一下。万历十二年元月，因皇宫火灾，万历皇帝诏求直言，范俊上言时弊被革职为民。后来，建议起用范俊的奏疏屡屡上陈，万历皇帝一概不用，直到天启初年才被复官，赠光禄少卿。万历十二年，万历皇帝二十二岁，正是亲政以来明朝国力的鼎盛时期，为何会出现贬谪言官的情况？这事还得细说。万历十一年十二月，万历皇帝因感染风寒身体不适，辍朝数日调养。没过几天，慈宁宫就发生火灾，万历皇帝诏求直言。在这个大背景下，群臣纷纷上疏议论时政，万历皇帝也一一答复。最先上疏的都察院左副都御史丘橓，对官场的风纪提了相关建议。结果万历皇帝当即应允，并没有出现什么问题。万历十二年元月，万历皇帝再次就慈宁宫火灾诏求直言。此时不乏敏感激进之奏疏，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就上疏建议皇帝节省开支。慈宁宫今景此奏疏将矛头直指宫中用度过多，应裁革一事。前文也对万历皇帝宫中用度进行削减一事进行了相关描述。由此可以看出，这种问题已相当敏感，以至于奏疏上后，“疏入，人多危之”，外廷多有为万象春担忧者，但结果是“而得报闻”，万历皇帝欣然采纳。当时，内外廷都认为皇帝从善如流，且其随后确实频频削减宫中用度，此事亦完美结束。万象春成功上疏后，外廷士大夫似乎腰板直了，更有底气了，于是话题更加深入。如山东道御史丁此吕要求万历皇帝削减瓷器和织造用度，停设节日灯礼，万历皇帝也一一采纳，没出现任何问题。如果没有意外，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君臣互动，其乐融融。但之后的事情就开始变味了。首先是日后的东林党领袖邹元标针对慈宁宫火灾上条陈事：“曰保圣躬、曰亲臣工、曰开言路、曰谕百官、曰节财用、曰拔幽滞。”邹元标到底写了什么，具体不可考，但我们能从对邹元标的处理原因中发现一些蛛丝马迹，“邹元标故以灾变条陈内多疑君怨上”。很明显，邹元标把慈宁宫火灾归罪到了万历皇帝的头上。前面已说过，万历皇帝虽然是一个敢于纳谏的皇帝，但也是一个自尊心很强的皇帝。减免织造和内廷用度，不是什么大事，所以他一一应允，说明他并不是不懂得是非。但外廷科道官把火灾的原因推到他头上时，他就不能接受了。万历皇帝为了摆脱张居正的阴影，躬亲国事，甚至步行祈雨希望回转天命，也是为了证明自己不受人摆布，乃一代明君。做到这份上了，外廷士大夫依然“疑君怨上”，他的心情可想而知。万历皇帝由此认为这就是所谓的“卖直”、“沽名钓誉”。邹元标的奏疏已让万历皇帝怒不可遏，在申时行的一再请求下才压制怒火，没有发作。可没想到的是，范俊在同一时间上了一条与邹元标议题相同、内容相仿的奏疏。当时，正在养病的万历皇帝认为范俊不体贴皇帝，全无爱君之心，此举是为了沽名钓誉，随即将其革职为民，永不叙用。万历皇帝半身像姜应麟，字泰符，慈谿人，历任陕西参议，为人廉明。万历十一年，他中进士后任庶吉士，之后又授户科给事中。万历十二年八月，万历皇帝正式册封心仪的郑氏为皇贵妃。这件事很大程度上刺激了外廷的士大夫们，因为产下皇长子的恭妃王氏并没有被册封为皇贵妃。皇长子的生母地位反倒不如郑氏，这在外廷的士大夫看来，无疑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信号。他们认为，万历皇帝很有可能会立郑贵妃所生的皇三子为太子，这是严守封建礼教的士大夫们坚决不允许的。因此，时任户科给事中的姜应鳞上疏陈事，坚决反对万历皇帝这么做，希望其收回成命，并迅速册立皇长子为东宫。可以想象，这事再次触到了皇帝的逆鳞。万历皇帝气得将姜应鳞的奏疏狠狠摔在地上，并召集所有的内官长官，大怒：“我册封贵妃，原非为了立储，科臣为什么要因此来诽谤我！”说罢还连拍御案，吓得无辜的宦官们围着他不停磕头，万历皇帝才稍稍解气。最终，万历皇帝以姜应鳞“疑君卖直”，将其贬到大同当了一个小小的典史。处理完姜应鳞以后，万历皇帝的心情仍难平静，再次晓谕内阁表明自己的心意——厌恶姜应鳞，是原因他妄加揣摩我的意思；大明有立储制度，我自然不敢违抗，姜应鳞妄图制造舆论，我才会这么处置他。以上便是姜应鳞被贬的原因。从中可以看出，起码在万历十四年二月，万历皇帝是不敢立皇三子为太子的。因此，姜应鳞的奏疏在万历皇帝的面前展开时，他一定在想“为人君者耻为臣下挟制”。至于孙如法被贬谪的原因，《明实录》中也有相关记载：首先，孙如法在万历皇帝表明心意后依然妄言宫闱之事，上疏“渎扰”；其次，他上疏救姜应鳞，被贬乃情理之中。综上所述，雒于仁的《酒色财气四箴疏》讲述的事情显然不能作为史料。不过，此奏疏中也侧面反映了万历朝言官喜欢捕风捉影、“卖直”、“沽名钓誉”的职业病。当然，雒于仁提的最后一点——“气”，还是很符合万历皇帝的，只不过没有说对地方。万历皇帝三十多年不上朝，就是在“置气”。皇帝认为士大夫们结党营私，不认可自己的辛勤工作，不体谅自己的身体，于是宅在深宫里生闷气。士大夫们则觉得万历皇帝没好好工作，又贬斥说真话的清流，所以也赌气上奏疏故意刺激他。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万历皇帝的“怠政”、“惰于临朝”是君臣长期冲突的结果。这固然与皇帝幼年的经历、心理、性格分不开；也与士大夫们死守封建礼教的思维惯性分不开。但实质上，万历皇帝和士大夫的斗争是我国封建社会末期高度发达的皇权和官僚体系的对抗。这种对抗将嘉靖皇帝时期便萌发的君臣冲突扩大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明代的党争此时也达到高潮。虽然万历皇帝是不得已才对大臣的奏疏采取留中不发的消极态度，但他也没有尽到一国之君的责任。并不是所有大臣都“卖直”、“枯名钓誉”，他们也有“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崇高理想，上奏的事情也并不全是夸大了的。从万历中后期可以看出，留中的奏疏大量出现以后，明朝的中枢运转机制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使大量士大夫失去了对自己和国家价值观的认同，导致大批人“求去”、“乞归”，人才流失严重，人心离失。同时，这个时期也是明代党争的孕育期和鼎盛期，最初的东林党人主要就是这些被罢除的废吏，他们在“国本之争”中积聚起力量，“身去而名益高”。他们与朝中的正直之臣遥相应和，抨击时弊，成为政治反对派。齐、楚、浙等党则与他们相对。明帝国官僚体系的党争由此而起，为明帝国的灭亡埋下了一个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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