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说，盛世多才乱世多史？

“盛世多才”，“才”指“人才”。

在我国历史上，凡太平盛世时期，无不是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文化强盛，稳定的社会环境使得天下士子可以安心治学，凭借学识在政府当中谋得一席之地。开创盛世的古代帝王，无不求贤若渴，往往采取各种措施拔擢人材、奖掖学士，民间也以“文能经邦、武能定国”为荣，各种各样的人才能够充分在这样的人文政治环境下一展长才，民间学风炽盛，寒门子弟希望通过知识改变命运，富家子弟希望通过读书做官，巩固家族权位，因此，王朝盛世对知识有着超乎寻常的需求度，因此，“盛世多才”。

“乱世多史”，“史”指“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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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说，“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唐太宗也曾说过，“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我国历史上的“乱世”，主要有如下几个时期：一是春秋战国时期，二是新莽时期，三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四是五代十国时期，另外，大一统王朝的末年一般也是乱世。乱世著史，始于孔子。春秋战国时期，“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一书被认为中国史学开始的标志。乱世时期，中央政府要么不复存在，要么权威丧尽，各地分裂割据，自行其是，战乱连年，民不聊生，社会秩序遭受严重破坏。看看乱世时期我国史学界的发展情况就可知：六朝时期，中原板荡，这个时代史风大盛，史家辈出，史书数量急剧增多。除去官修史书外，私家撰史蔚然成风。“尸素之俦，盱衡延阁之上，立言之士，挥翰蓬茨之下”。陈寿、沈约、范晔、鱼豢、王荃、吴均、崔鸿等都是一时的名家。后世学者认为中国成为史学之泱泱大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唐代安史之乱，整个社会遭到严重的破坏。安史之乱结束后的第三年（766），杜佑开始写《通典》。自称“所撰《通典》，实采群言，征诸人事，将施有政”。两宋立国，积贫积弱，内忧外患不时困扰。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入史”。以便于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明末清初，天崩地解。在此背景下，产生了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王夫之的《读通鉴论》、《宋论》，顾炎武的《日知录》。鸦片战争前后，帝国主义势力进入中国。魏源编写《海国图志》，徐继畲撰《瀛环志略》，何秋涛编《朔方备剩》，他们成为这一时期中国史学的代表人物。清末民国初年，天下纷扰，梁启超等人大力倡导新史学，成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先声。

盛世修史多为朝廷组织，其旨大抵出于以下几端：保存历史的轨迹，宣扬帝王的圣功明德，通过修史来表明本朝的正统地位。以上出发点决定了正史常有诸多不足。与盛世修史相比较，乱世著史多为个人从事。大抵乱世的朝廷自顾不暇，更无心力去劳师动众修纂史书。常怀治平使命的的知识分子，却不能对此无动于衷。血性一点的，慷慨悲歌，投笔从戎。文弱一些的，则穷究经史，探寻摆脱困境的办法。所以乱世所著史书更多地表现出探求历史治乱之道的色彩，包含着更为浓郁的经世致用思想。因较少朝廷约束之故，这类史著也往往容易有“超历史之立脚点”，自由度更大，思想性更强，更富于历史批判精神。

所以，“乱世多史”。

所谓盛世如西汉文景之治、东汉光武中兴、唐朝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以及清朝的康乾盛世，在这种历史条件下，老百姓温饱问题基本解决，穿衣也不是多大的问题，精神生活变得更加的重要！更不要说文人骚客，面对歌舞升平的没美好时光更要写出歌功颂德的作品出来，所以创作就特别的多！唐诗宋词汉文章大概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吧。所谓乱世如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西汉时期的七国之乱，东汉之后的三国鼎立时期更也是英雄豪杰们辈出斗智斗勇的真实写照，唐末宋初之间的五代十国乱悠悠也是造就了很多英雄豪杰，这种时期英雄的作用更是被社会或者人民所深深期待，每个英雄都有一段奋斗的历史！乱世出英雄也许就是这个道理！就个人而言生活在不同的时代，社会需要展示的东西不尽相同，个人的命运总是与所谓盛世和乱世密不可分，很少有跳出时代独立独行的人物存在！所以文人更多在于盛世治理国家而武将更多的在于乱世凭借个人魅力征讨杀伐，这也许是他们的历史使命不同吧。

这个事儿，说的没错。盛世，也就是和平发展，社会生产力上升的时期。这个时候，仗打的少，出英雄不容易 。可是，中国古代发达的文官制度和科举制度，让这个时期名声大噪的是诗词歌赋和文章有建树的人。而乱世，多的是军人治国，所谓乱世枭雄，多指此辈人物。乱世时，礼乐崩坏，唯有军人高参才有留名的机会。而且军阀混战，变化极快。乱世历史即是指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