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个世纪，经过多次到牧区实地考察游牧经济和对历史进行田野研究，前苏联和国内人类学者研究发现：古代普通牧民吃不起肉，才是历史中的残酷真相。至于古籍中笼统认为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往往是文人缺乏实地考察的臆想和传闻。现代牧区丰富的肉类供应，则要归功于现代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贸易经济对畜牧业全方位辅助和引领。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各个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游牧与在其之后出现的传统农业相比，是种极其低效的生产方式。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上世纪初，在川西贫瘠的山地，10亩地能供养一户五口的农人。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一亩地就做到这点。可即使在现代化条件下，杂类草草地环境，兼顾最大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为3.1～3.2只绵羊/公顷。在内蒙的新巴尔虎旗，养一只羊需要20亩地。而在当地，低于60头羊，一户五口人是无法生活的。也就是说要想同样养活一户五口的牧人，需要1500亩到2000亩才能保证生存。因此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早期的古代牧人都需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牵引力。换句话说，当人们学会忍住不吃掉畜养的动物之后，以及如何以食“乳制品”来取代食“肉”，游牧经济才得以出现。因为，这些牲畜等于牧人生活的“本金”，乳制品等于“利息”。如果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就等于吃掉了“本金”，几年之后就没有“本金”可吃了。若牧人以畜肉为主食，一个五口之家就必须饲养大量牲畜来维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产意味着大量的草食性动物，需要广大牧地来供应其草料；而广大牧地，代表着需更长程的游牧与更多照料、保护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数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没法稳固拥有此大量畜产所需的草场领域资源。而且中国北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有万贯，带毛不算。”一场大雪、一场干旱，也就是牧民常说的“白灾”和“黑灾”。瞬间就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牧人都变成乞丐。更为凄惨的是，雪灾情况下运输断绝，同时需要牧人尽快转移，所以倒毙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带走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动物。这种情况到了抗灾防灾手段科学化，饲养方式较为先进现代，也是牧人生活的最大困扰。“1961年至1965年，内蒙古各地连续干旱，其中1961年锡盟200万头牲畜受灾；1962年巴盟220万头牲畜受灾；1963年内蒙古西部三个牧业旗受灾牲畜达201.6万头；1965年全区普遍受灾，旱象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广……锡盟受灾牲畜409万头。”——《内蒙古民政厅关于1965年受灾情况的报告》。1968年、1977年内蒙古连续发生两次巨大雪灾，牲畜死亡率均在40%以上，1977年那次雪灾，松根山一带移场过冬的14万头牲畜灾后仅剩1.6万头。——《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1980年内蒙古又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低温和干旱，牧草生长期减少3/5，一些地方冬春牲畜死亡率竟达90%，受灾牲畜达总数一半约1900万头。——《内蒙古水利厅1980年抗旱工作总结》时至今日，偶尔还能听到蒙古国因为雪灾而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新闻。所以，在古代多少牲畜其实都无法真正保证牧人的生存。“本金”往往谈不上增加，相反容易赔光。为了保证在遭受突来的天灾、畜疫后仍有足够的牲畜可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牲畜，绝对不轻易宰杀它们来吃。几种因素影响，使得肉食成为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级食品。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澹曝杂记》中记载的蒙古牧民的自述：“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贫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各户每逢节日才杀一头羊，并且是"数户迭为主"，杀羊后各家分着吃。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才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也不大。根据日本人对草原地区的调查发现：1935年左右，1个普通牧人家庭1年消耗20～24头羊，其中10～12头羊出售换钱，10～12头直接食用。（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在东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头羊中，31头为自然死亡，8头完纳租税，26头自家屠杀食用，35头用于商品交换。在“满洲国”的“兴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7头。《蒙古游牧经济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绵羊》直到上世纪中叶，甚至是1970年代。现代社会条件下畜牧业与工农业联系异常紧密，并且得到现代工业、医学以及社会管理支援。再加上此时国际毛类和肉类市场的大发展，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与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许多游牧风险。这才大大改变了欧亚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让吃肉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回复 虞志达用户 上个世纪，经过多次到牧区实地考察游牧经济和对历史进行田野研究，前苏联和国内人类学者研究发现：古代普通牧民吃不起肉，才是历史中的残酷真相。至于古籍中笼统认为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往往是文人缺乏实地考察的臆想和传闻。现代牧区丰富的肉类供应，则要归功于现代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贸易经济对畜牧业全方位辅助和引领。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各个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芝比士回答，将版权必选究，未经许可，不得至保转载游牧与在其之后出现的传统农业相比，是种极其低效的生产方式。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上世纪初，在川西贫瘠的山地，10亩地能供养一户五口的农人。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一亩地就做到这点。可即使在现代化条件下，杂类草草地环境，兼顾最大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为3.1～3.2只绵羊/公顷。在内蒙的新巴尔虎旗，养一只羊需要20亩地。而在当地，低于60头羊，一户五口人是无法生活的。也就是说要想同样养活一户五口的牧人，需要1500亩到2000亩才能保证生存。等好些解情最口世受带议，织精县。因此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早期的古代牧人都需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牵引力。换句话说，当人们学会忍住不吃掉畜养的动物之后，以及如何以食“乳制品”来取代食“肉”，游牧经济才得以出现。因为，这些牲畜等于牧人生活的“本金”，乳制品等于“利息”。如果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就等于吃掉了“本金”，几年之后就没有“本金”可吃了。若牧人以畜肉为主食，一个五口之家就必须饲养大量牲畜来维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产意味着大量的草食性动物，需要广大牧地来供应其草料；而广大牧地，代表着需更长程的游牧与更多照料、保护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数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没法稳固拥有此大量畜产所需的草场领域资源。而且中国北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有万贯，带毛不算。”一场大雪、一场干旱，也就是牧民常说的“白灾”和“黑灾”。瞬间就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牧人都变成乞丐。更为凄惨的是，雪灾情况下运输断绝，同时需要牧人尽快转移，所以倒毙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带走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动物。这种情况到了抗灾防灾手段科学化，饲养方式较为先进现代，也是牧人生活的最大困扰。“1961年至1965年，内蒙古各地连续干旱，其中1961年锡盟200万头牲畜受灾；1962年巴盟220万头牲畜受灾；1963年内蒙古西部三个牧业旗受灾牲畜达201.6万头；1965年全区普遍受灾，旱象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广……锡盟受灾牲畜409万头。”不和能行实间路级放，西温石织响支派片专。——《内蒙古民政厅关于1965年受灾情况的报告》。1968年、1977年内蒙古连续发生两次巨大雪灾，牲畜死亡率均在40%以上，1977年那次雪灾，松根山一带移场过冬的14万头牲畜灾后仅剩1.6万头。——《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1980年内蒙古又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低温和干旱，牧草生长期减少3/5，一些地方冬春牲畜死亡率竟达90%，受灾牲畜达总数一半约1900万头。——《内蒙古水利厅1980年抗旱工作总结》时至今日，偶尔还能听到蒙古国因为雪灾而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新闻。所以，在古代多少牲畜其实都无法真正保证牧人的生存。“本金”往往谈不上增加，相反容易赔光。为了保证在遭受突来的天灾、畜疫后仍有足够的牲畜可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牲畜，绝对不轻易宰杀它们来吃。几种因素影响，使得肉食成为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级食品。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澹曝杂记》中记载的蒙古牧民的自述：“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贫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各户每逢节日才杀一头羊，并且是"数户迭为主"，杀羊后各家分着吃。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才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也不大。根据日本人对草原地区的调查发现：1935年左右，1个普通牧人家庭1年消耗20～24头羊，其中10～12头羊出售换钱，10～12头直接食用。（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在东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头羊中，31头为自然死亡，8头完纳租税，26头自家屠杀食用，35头用于商品交换。在“满洲国”的“兴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7头。《蒙古游牧经济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绵羊》直到上世纪中叶，甚至是1970年代。现代社会条件下畜牧业与工农业联系异常紧密，并且得到现代工业、医学以及社会管理支援。再加上此时国际毛类和肉类市场的大发展，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与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许多游牧风险。这才大大改变了欧亚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让吃肉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 2024-11-22 1楼 回复 (0)
上个世纪，经过多次到牧区实地考察游牧经济和对历史进行田野研究，前苏联和国内人类学者研究发现：古代普通牧民吃不起肉，才是历史中的残酷真相。至于古籍中笼统认为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往往是文人缺乏实地考察的臆想和传闻。现代牧区丰富的肉类供应，则要归功于现代畜牧兽医技术的发展，以及现代贸易经济对畜牧业全方位辅助和引领。
在近现代之前（牧业被纳入市场经济之前），世界各个类型的游牧经济人群皆普遍依赖乳产品为食。
芝比士回答，将版权必选究，未经许可，不得至保转载
游牧与在其之后出现的传统农业相比，是种极其低效的生产方式。根据国内学者的考证。上世纪初，在川西贫瘠的山地，10亩地能供养一户五口的农人。在中国农业精华地区，一亩地就做到这点。可即使在现代化条件下，杂类草草地环境，兼顾最大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的最佳草地放牧密度为3.1～3.2只绵羊/公顷。在内蒙的新巴尔虎旗，养一只羊需要20亩地。而在当地，低于60头羊，一户五口人是无法生活的。也就是说要想同样养活一户五口的牧人，需要1500亩到2000亩才能保证生存。
等好些解情最口世受带议，织精县。
因此为了能持续以此营生，几乎所有早期的古代牧人都需尽量避免食用牲畜的肉，而多利用动物的毛、乳制品、牵引力。换句话说，当人们学会忍住不吃掉畜养的动物之后，以及如何以食“乳制品”来取代食“肉”，游牧经济才得以出现。因为，这些牲畜等于牧人生活的“本金”，乳制品等于“利息”。如果牧人以肉类为主食，就等于吃掉了“本金”，几年之后就没有“本金”可吃了。
若牧人以畜肉为主食，一个五口之家就必须饲养大量牲畜来维持一年所需的肉食。大量的畜产意味着大量的草食性动物，需要广大牧地来供应其草料；而广大牧地，代表着需更长程的游牧与更多照料、保护牲畜的工作。五口之家的人力，根本无法支撑如此大数量牲畜的放牧及其他工作，也没法稳固拥有此大量畜产所需的草场领域资源。
而且中国北方还流传着这样一句俗语：“家有万贯，带毛不算。”
一场大雪、一场干旱，也就是牧民常说的“白灾”和“黑灾”。瞬间就能最富有和最贫穷的牧人都变成乞丐。更为凄惨的是，雪灾情况下运输断绝，同时需要牧人尽快转移，所以倒毙的牲畜只能吃掉和带走一小部分，绝大部分只能便宜食腐动物。这种情况到了抗灾防灾手段科学化，饲养方式较为先进现代，也是牧人生活的最大困扰。
“1961年至1965年，内蒙古各地连续干旱，其中1961年锡盟200万头牲畜受灾；1962年巴盟220万头牲畜受灾；1963年内蒙古西部三个牧业旗受灾牲畜达201.6万头；1965年全区普遍受灾，旱象持续时间长，受灾面积广……锡盟受灾牲畜409万头。”
不和能行实间路级放，西温石织响支派片专。
——《内蒙古民政厅关于1965年受灾情况的报告》。
1968年、1977年内蒙古连续发生两次巨大雪灾，牲畜死亡率均在40%以上，1977年那次雪灾，松根山一带移场过冬的14万头牲畜灾后仅剩1.6万头。
——《内蒙古畜牧业发展史》
1980年内蒙古又发生建国以来罕见的低温和干旱，牧草生长期减少3/5，一些地方冬春牲畜死亡率竟达90%，受灾牲畜达总数一半约1900万头。
——《内蒙古水利厅1980年抗旱工作总结》
时至今日，偶尔还能听到蒙古国因为雪灾而造成牲畜大量死亡的新闻。所以，在古代多少牲畜其实都无法真正保证牧人的生存。“本金”往往谈不上增加，相反容易赔光。为了保证在遭受突来的天灾、畜疫后仍有足够的牲畜可繁殖，牧民都希望保持最大数量的牲畜，绝对不轻易宰杀它们来吃。
几种因素影响，使得肉食成为了普通牧民吃不起的高级食品。清代学者赵翼在他的《澹曝杂记》中记载的蒙古牧民的自述：“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贫夷，但逢节杀一羊而已，杀羊亦必数户迭为主，到而分之，以是为一年食肉之候。”各户每逢节日才杀一头羊，并且是"数户迭为主"，杀羊后各家分着吃。
在抗日战争时期，这种情况才出现了一定的改善，但改善的幅度也不大。根据日本人对草原地区的调查发现：1935年左右，1个普通牧人家庭1年消耗20～24头羊，其中10～12头羊出售换钱，10～12头直接食用。（兴亚院政务部”：《蒙疆牧业状况调查》）在东蒙牧民每年消耗的100头羊中，31头为自然死亡，8头完纳租税，26头自家屠杀食用，35头用于商品交换。在“满洲国”的“兴安北省”，平均每人每年只食用3.7头。《蒙古游牧经济ニ於ケル羊ノ地位ト绵羊》
直到上世纪中叶，甚至是1970年代。现代社会条件下畜牧业与工农业联系异常紧密，并且得到现代工业、医学以及社会管理支援。再加上此时国际毛类和肉类市场的大发展，使得游牧地区与定居城镇之关系更密切。新的运输、通讯工具与畜产照料与防疫技术也减少许多游牧风险。这才大大改变了欧亚草原普通牧民的生活，让吃肉成为了他们的生活常态。